行書的脈絡，以韻取勝、秀壯並存、尚意為先、多元取向

中國書法由秦篆演變為漢隸，是書法史上的重大變化。漢代在中國書法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隸變」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最了不起的偉大變革。隸書在結構上衝破了造字「六書」的本意，字形變化很大，在書寫線條上，改變了篆書的勻稱、單一的線型，用筆上提按、轉折、方圓、藏露之法畢現，充分體現了毛筆的工具性能。漢代書法的多元發展，標誌著書法自覺期的到來。書法已開始脫離實用而成為人們創作和審美的對象。「隸變」所帶來的結構變化、筆法變化引起楷行草書的誕生、發展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以韻取勝——東晉行書：晉代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後人常把晉書與唐詩、宋詞、元曲相提並論，足見晉代書法的高度。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山東琅琊(臨沂)人。曾任秘書郎、右軍將軍和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王羲之學書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師從衛夫人，學習正楷；第二個階段，師從王廉，學習正楷和行書；第三個階段，學習鍾繇、張芝書法。王羲之書法楷、行、草三體俱精，但成就最大的是行書。據史載，他的書法作品有400餘件，但沒有一件留傳。今天所能看到的王羲之的作品都是後人的摹本。

秀壯並存——唐代行書：唐代行書由兩個系統組成。一個系統是王羲之書風，以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和柳公權為代表，他們結合「尚法」，創作著規範化的書法作品。另一個系統是顏真卿、李北海書風，走的是一條創新求變的道路。二王書風在唐代表現最甚。唐代建立後，唐太宗李世民重視書法，並且極力推崇王羲之。他對王羲之書法的提倡主要表現在：第一，親自為王羲之寫傳。第二，廣泛搜羅王羲之書法，派書家鑒定真偽，對真跡響拓臨摹，然後把臨摹品分賜朝中大臣。今天所能見到的《蘭亭序》摹本就有馮承素摹本、褚遂良摹本、歐陽詢摹本等多種。第三，撰《聖教序》，由懷仁彙集王羲之字跡，摹刻上石，這就是著名的《集王聖教序》帖。《集王聖教序》可謂是集字帖之祖。第四，以一手飄逸的具有王羲之書法體格的行書，留下了《晉祠銘》和《溫泉銘》，這對推廣王羲之書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正因為李世民以帝王之力提倡王羲之書法，所以，唐代掀起了一股研究王羲之書法的熱潮，也形成了以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陸柬之、柳公權為代表的王羲之書風的行書書家群。

承上啟下——五代（十國）行書：書法發展到唐代，字體演變的任務已告完成。因此，有人將書法史分為兩個階段：唐前和唐後。唐前是尋找書法規律的時代，唐後是學習晉唐書法，擺脫晉唐書法的時代。五代十國是一個緊隨唐代的朝代，它歷時54年的短暫歷史使五代書家難以有大的成就，但五代書法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作為唐代書法與宋代書法的橋樑，既是前代書風的總結，又是後代書風的先聲。楊凝式(873—954年)，字景度，號虛白，別署希維居士，陝西華陰人。官至太子太保，人稱楊少師。又因其佯狂，被稱為「楊瘋子」。他的行書受二王、顏真卿、歐陽詢書法的影響。行楷《韭花帖》字態、體態整潔秀雅，二王精髓畢現，魏晉風神十足。行草《盧鴻草堂十志圖跋》，深得顏真卿《祭侄稿》和《爭坐位帖》筆意，線條圓轉，字行茂密。

尚意為先——宋代行書：行書為動態書體，揮灑起來比楷書隨意，因而也更能抒發書家的情性。行書的這種抒情達性也正好暗合了宋代書家的身份構成。宋書尚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其一是重文輕武的政策；其二是宋太宗淳化年間的《淳化閣帖》。《淳化閣帖》不包括碑，彙編在內的都是前人的書翰、尺牘。它共由十卷組成，二王書法在十卷中佔去了一半，而二王書法大多為行草。這就為宋代書法家提供了習書的範本，也突出了二王書法在《淳化閣帖》中的重要性。楷書在宋代遭到了冷落，而行書卻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宋代書家的成就也就表現在行書的創新上。代表書家有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史稱「宋四家」。

繼而復生——元代行書：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元初的皇帝們用武力來穩定社會，但武力卻征服不了具有幾千年發展歷史的包括書法在內的漢文化。因此，到了仁宗、英宗時，除了加強政治統治以外，在文化上開始向漢族學習，並提拔漢族官員，使蒙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同化。天曆初年，還設置「奎章閣』』，任命柯九思為鑒書博士。元代書法較之南宋有了發展，也出現了一些少數民族書法家。元代少數民族書家數量之多，在中國書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流派紛呈——明代行書：明代帝王雅好書法，詔求四方善書之士寫「外製」，挑其中最能者留在翰林院寫「內製」，授予「中書舍人」。還推選黃淮等28人專門學習二王書法。仁宗喜歡摹習《蘭亭序》，神宗隨身攜帶王獻之《鴨頭丸帖》，說明當時學書風氣之盛。明代帖學盛行，出現了《泉州帖》、《停雲館帖》、《戲鴻堂帖》、《真賞齋帖》、《崇蘭館帖》等。由於皇帝的提倡，加上帖學的發達，明代的行書得到了發展。主要行書家有祝允明、文徵明、王寵、董其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徐渭、王鐸等。

多元取向——清代行書：清代行書可分為三派：狂放派、帖學派和碑學派。狂放派是明代末年表現主義書風的延續，代表書家為傅山。帖學派是壟斷清初書壇的一個流派。清初，康熙皇帝喜愛董其昌書法，派人四處搜求董書。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一時間，天下盡學董書。到了乾隆時，乾隆帝偏愛趙孟頫書法，併到處御題刻石，朝掀起了一股學習趙孟頫書法的熱潮。有人曾將清初書壇劃分為董書時代和趙書時代，便是從上述的事實出發的。但董書和趙書都屬於帖學一系，所以，將它合為帖學派。帖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梁同書、劉墉、王文治、張照等。碑學派和帖學派之間的年代分界是嘉慶、道光年間。嘉慶、道光之前書法多為帖學派，嘉慶、道光之後書法碑學派才魚貫而出。碑學派興起的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大興文字獄，文人士大夫為了逃避殺身之禍，在學術上偏向考古，而當時六朝墓誌也大量出土，使金石學得到了迅猛發展；二是清代科舉取仕，「館閣體」書法流行，烏黑、方正、光亮的書體，形式單一，了無生氣，因此物極必反，碑學派取代帖學派是大勢所趨；其三是阮元、包世臣、鄧石如極力鼓吹碑學，從理論上為碑學派的發展推波助瀾。碑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鄭燮、何紹基、趙之謙、康有為、吳昌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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