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濤：以「甲申」為原點的明清之際——清初河南、河北士人與江南士人對清朝認識差異的現實基礎

摘要

基於以江南為核心的「明清之際」主流歷史敘述，有關「甲申」北京陷落的研究，也傾向於將此一事件視為起點，考察其向江南傳播過程中，所引起的江南集體心理與士人心態的變化。由此呈現出來的是士人內心劇烈的震動，以及拚死抵抗的行動。但是，這樣一種基於江南的研究進路，無助於我們理解北方士人的行為與心理。北方士人，尤其是河南、河北士人相對平靜的接受了「甲申」，沒有多少對清朝的拒斥，甚至還有主動投身清政權的行為。之所以造成如此差異，是因為河南、河北士人與江南士人在甲申前後的不同經歷，導致他們對事件產生不同的理解，進而影響他們的行動。河南、河北士人遭遇了明末農民戰爭及清軍的數次入關，在戰亂中所經歷的生死離別、流離他鄉、斯文掃地，讓他們產生一種明朝氣數已盡的認識。相較於此，在甲申之變前，江南士人尚沉浸在築園結社、詩酒唱和、結伴出遊等逸樂之中，根本無法體會到北方士人的感受。直到甲申神京陷落的消息傳來，江南士人才開始體驗王朝滅亡的歷史進程。隨後清兵南下，奴變、奏銷等等事件的發生，江南士人才有了與河南、河北士人相同的感受。由此，對清朝入關形成兩種不同的認識。

關鍵詞：明清之際 甲申 河南 河北 江南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天子死社稷。此一事件在明清之際無疑具有坐標性的意義。岸本美緒、趙園對「甲申」事件的專門探討，加深了我們對於這個坐標所具有的意義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在時間的處理上，均是以甲申年三月十九日為時間起點，追蹤其在時間流中由北向南的擴張。在空間上，岸本、趙園的著眼點，集中在江南對此一事件的感知上。雖然趙園的論文，已經注意到了南北的差異，不過，她的興趣點在揭示易代在時間上的模糊性，對南北空間中體驗之差異不甚留意。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

二人之所以不約而同的採取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其背後實際上是以江南為核心的「明清之際」主流歷史敘述為支撐。在這種歷史敘述的視域之下，「明清之際」歷史是以江南為舞台，以江南士紳的抗清史為主要內容。岸本美緒、趙園對「甲申」的研究，則使這一歷史敘述更為精細化，將江南士人在鼎革之際的心理歷程呈現出來。但是，這樣一種以江南為視角的研究，卻難以對北方士人的行為做出恰當的解釋。為何中原沒有經過激烈的抵抗，就接受了清朝的統治？為何同樣身處鼎革之際的北方士人，尤其是河南、河北士人，對明朝的滅亡沒有表現出江南士人那樣強烈的內心掙扎？為何他們沒有經歷太多心理鬥爭就開始為新政權服務？

趙園：《想像與敘述》

我們要理解明清之際，河南、河北士人與江南士人行為上的差異，必須從他們在明季不同的際遇入手。正是在明季不同的經歷，導致他們對「甲申」的意義有了不同的理解，進而對整個鼎革的歷史進程也有了不同的認識。

因此，「甲申」這一「明清之際」的坐標性時間，其意義，不應當只把它作為時間的起點，局限於江南去考察。「甲申」作為時間之終點，也能呈現另一番意義。同時，甲申之意義，在南北不同的空間中也會呈現不同的意義。在不同空間中，所經歷事件的不同排列順序，亦會造成體驗的差異。如北方的寇亂，江南的奴變、奏銷案，均不存在於對方的事件鏈中，但是，它們各自都會對雙方共同經歷過的事件之意義造成影響，進而雙方對整個歷史進程的理解也會受到影響。如與清兵交戰，我們事後追述，往往將之拉平，做約化處理，一概視為拒斥清政權的表現。但是由於其與坐標性事件——甲申事變——在時間上的所處位置的細微差異，導致歷史進程中南、北事件鏈的差異，從中產生出的意義也大不相同。因此，本文更願意將「甲申」這個坐標點看作一個原點，從這裡出發，向上向下、向南向北，不同的方向擴展，均能夠獲得意義。

本文認為，正是甲申前後不同的經歷，導致南北士人對「甲申」有了不同的理解。對於身處華北平原的士人而言在經歷了明末農民戰爭與清兵的數次入關後，他們漸漸產生明朝天命已去的觀念，甲申年發生的事件，只是這一歷史進程應有的結局。江南士人則不同，甲申年北京陷落時，他們還正在享受著悠遊逸樂的生活，當消息如晴空霹靂般傳到江南時，他們才感覺到亂世將至。清兵南下，給江南帶來了戰亂，隨之而起的奴變，再往後的奏銷案，使得江南士紳真正感受到王朝滅亡所帶來的切膚之痛。也正由於對「甲申」的不同體驗，使得河南、河北士人傾向於將清朝入主理解為重歸於治的信號，而江南士人則將之視為動亂的開始。

作者桂濤博士

一、從澠池渡到三圍開封——明季河南士人之經歷

河南流寇之亂始於崇禎六年之澠池渡，到十五年攻陷開封而達到頂峰。崇禎五年夏，流寇就已經出現在河南西北部與山、陝接壤的地區。到了崇禎六年，流寇在這一地區已經有燎原之勢。商丘士人鄭廉說：「流賊既入豫，數股縱橫，往來太行山下，奔突無定向。」在左良玉潼關大捷後，流寇暫時退入山西。

但到了十一月底，發生「澠池渡」事件，河南形勢又轉危急。吳偉業《綏寇紀略》詳細記錄了這個事件：「十一月，官軍於武安之柳泉、於猛虎村、再破賊。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道臣常道立信之，因太監楊進朝以請。會天寒河冰合，廿四日賊從毛家寨策馬徑渡，是為澠池縣之馬蹄窩。防河中軍袁大全遇敵死。」並以為此事件，乃明朝敗亡的開始，「當事知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君子於六年十一月澠池之事，未嘗不撫卷太息，以為此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也。」

鄭廉《豫變紀略》，則更看到了其中蘊含的天意：

黃河，水最悍者也。自龍門而下，其流湍激，雖嚴冬不能結。是歲自冬歷春，冰堅如石。流賊二十餘枝，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黃河者。……賊自渡黃河之後，遂分犯諸郡邑，中州無復寧宇矣。

果然，流寇乘勢渡河而南，所向皆靡。「二十六日破澠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雒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寧、汝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淅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到十九日，寇亂已有緊逼河南省會開封之勢。所幸有左良玉保安之捷、趙莊之捷、崇禎七年巡按劉令譽牛蹄涔之捷，流寇才不得不轉向湖廣，河南社會秩序稍稍恢復。但僅僅過了一年，流寇又大舉進入河南。崇禎八年正月，流寇「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是秦賊數十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雖有官軍圍剿，但「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

鄭廉：《豫變紀略》

到崇禎十三年冬，「流賊李自成出商、雒入豫」。在得知李自成部入豫後，河南饑民、土寇紛紛起而響應，李自成勢力更見壯大，所過州縣，望風而靡。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治洛陽，破城後，「士民被殺者數十萬」；三月，陷歸德府；五月，陷項城，屠之；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泌陽。十月，李自成陷襄城，往圍郾城。汪喬年率軍進襄城，李自成聽聞，遂回攻襄城。十一月襄城復陷。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洧川、許州、長葛、鄢陵、禹州、內鄉、鎮平、唐縣、新野、商丘。

崇禎十五年，最讓河南士人震驚的無疑是開封陷落。李自成圍開封，凡三次。頭一次，在上年二月，未破城而去。到十二月，與羅汝才合兵後，李自成二圍開封，旋解圍而去。到崇禎十五年五月，李、羅聯軍，號稱百萬，三圍開封，志在必得。圍城達四月之久。九月十五日，黃河決口，灌開封，「士民溺水數十萬」，開封遂陷。自此之後，流寇在河南如入無人之境，「諸鎮將皆望風引避，莫有敢當其鋒者。郡邑絕援，賊至即破。……故午、未之際，宛、洛間州縣，盡數破。而一時之宰百里者，性命皆不可朝夕保」。

在此亂世之中，毀家紓難，城池攻防等戰守之事，反倒成了中原士人的日常功課。襄城舉人張永祺，當「崇禎間，流寇擾河南，襄城數被兵，永祺與士民議守城，糗糧矢石悉出己槖。日夜巡邏，不少息。李自成既破葉，鼓行而北，知縣曹某惶懼甚，以降表逼署名，永祺大怒，……曹逼之急，乃痛哭，負母北渡河。史閣部可法疏薦有『破家守城，不押降書』云云。」城陷後，李自成轉圍郾城，張永祺請奉命剿寇的汪喬年赴襄城。汪率軍至，襄城士民迎入，諸生耿應、張何慊、張琇、張和聲、井良田、暨漢臣六人為軍門贊畫官，為汪籌劃守城計。李自成領兵復來，「永祺與諸生分城守，歷五晝夜，力盡援絕，城遂陷。」李自成圍開封，知縣王燮創立社兵法。「五十人為社，凡八十四社為兵，四千二百置社總五，分守城五門，號為五所。」祥符諸生李光壂（字康侯，號熙亮）即被任命為左所社總。李自成二圍開封時，光壂仍為左所社總，協助東北面的城防。光壂與推官黃澍，指揮軍隊，夜襲流寇，「斬首甚重」。李自成退兵後，修復城牆，光壂自出「錢三萬八千助，以社兵凡五晝夜而城完」。

城破之日，死於亂軍，被俘「罵賊死」、「不屈死」，在其時已屬尋常。崇禎八年，流寇破歸德府，官軍不敢與之交戰，「唯舉人賈遂、指揮僉事殷弘基力戰死。」當城破之日，殷父對兒子說：「吾祖宗二百七十年享朝廷祿，矢報正在今日。爾當竭力殺賊，縱有不虞，寧死陣前，不可死陣後。吾老矣，爾其免之！」於是，殷弘基奮勇殺敵，被俘後，猶大罵不至，「斷舌剖心而死」。崇禎十年，鄧州破，諸生王鍾祥、張五美、丁乙死難。王鍾祥恐受辱，城陷，引刀自剄。張五美被執，流寇索要贖金，五美厲聲罵道：「吾平生但知讀書、飲酒、殺賊耳，豈有儲蓄哉。」「賊怒，剔其目，抉其齒，終不屈，罵聲不絕而死。」丁乙持刀與流寇搏鬥，最終戰死。甚至有闔家赴死者。崇禎十一年冬，李自成破永寧縣，鄉宦張讚被執，罵賊而死，「其子祚延、從子世延皆殉之。妻妾婦女十餘人，或罵賊而死，或縊於房，或投於井，咸甘心殉難，無一苟活者」。

崇禎十五年開封陷落，其死傷更劇。據倖存者回憶，亂後城中所存者僅十分之一：

汴為舊都，延袤幾三十里，居天下之中。自延寇亂，兩河外州邑之大姓及在野之庶民，皆攜家入省。愚記清查保甲，闔城八十四防，王府、鄉紳、士民概得十萬餘戶，每戶約十丁口，統計得百萬餘。除未圍先徙以及被虜、被殺、餓死、渰死者，共去十之九，所存僅十之一焉。後奉旨領賑者不足十萬。

與李光壂同樣身處圍城的張民表（字武仲，中牟人，舉人），當城破之日，「民表同三子負少保公主，及生平所選著詩文集，至其內弟和玉家，結木筏以登」。本可脫險，民表環視四周，沒水者眾，於是，移筏就之。眾登筏，筏沉，民表末於水。三子中，僅季子允集「年尚幼，附浮木得生」。商丘士人殷增煇（字含素，以賢良辟召不就），「率鄉人抵禦」，城破後，「被執，不屈死」。睢州李夢宸（號玄駒，崇禎戊辰進士，曾任通政使），城破後，自縊死。陳州「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

既便於城破之時，僥倖得免，亦面臨喪親失友、流離他鄉的處境。登封焦賁亨（字如將，太僕寺少卿焦子春孫），「寇陷登封，渡河寓孟縣。嘗偕友避賊白澗砦，賊縛友父，索贖不足，賁亨傾館穀贈十金，友父得全。」考城諸生陳毅（字士可），「明亂，父母繼歿」。祥符王紫綬（字金章，號蓼航），「父養秀，諸生，李自成攻汴，被執，不屈死。河陷大梁，紫綬抱一木浮出，僑居輝。」鄢陵梁熙（字曰緝），「流寇破鄢陵，避大梁。困圍城中，麥雜木蓍為屑，食之幾獘。河灌城，浮出，僑寄懷、衛間。」商丘劉榛（字山蔚）「李自成陷城，母侯罵賊死。生母張提之走河朔」。

清初，宦遊閩南的登封士人耿介，在回憶起明末這段經歷時，寫道：「憶昔亂離，余及五弟亮奉侍老母避居穎陽得荒田數畝，燒薙草萊而播種之、耨之、勤之，無敢廢也。瞻望有秋，而三時不雨，孟冬十月，卒歲無儲。與五弟亮朝出暮還，為挑野菜刈薪等事到一林，枝實離離，棠梨也，歸以遺母。明日持筐落取之，但見群雀數百，林木蕭然已，嘆息良久，空筐以歸。」則士人淪落至此，須挖野菜、摘野果以維持生存。

明末寇亂，尚在少年的湯斌，當流寇圍城時，幸在城外，免於難。但父母卻困處城中。多年後，為紀念母親，湯斌作《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詳盡描摹當日，圍城內外，骨肉分離的慘狀。其文曰：

明年壬午（崇禎十四年，1641）三月，賊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睢距太康僅九十里，城旦暮且破，人心洶洶，而先妣閑定如平時，戒家人，「勿驚吾姑也」。先是，命斌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倉猝聞亂，則城門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聞之，告先君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望，相對痛哭，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外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為恨。若為我謝夫子，善自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為語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為解之。復入井，井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復於若而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即奈何以刀鋸嚇人為？」遂大罵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嘆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

數年後，湯斌隨父親僑居浙江衢州，讀書山中，「每念母恭人節烈，常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嘯林外，與書聲相間，山中民皆感動。」

無獨有偶，在光州則有諸生塗山（字子壽），謀為父報仇。崇禎十三年，光州陷，李自成委任方遂管理，「州人有王正者黨逆，為之役，尤貪殘，集眾怒」。於是，塗的父親可登與妻兄胡可章密謀誅殺方遂、王正等。被察覺後，可登、可章逃亡。王正追上可登，「橫槊刺可登，墜馬死，攫其裝逸」。當時尚才十三歲的塗山，已發誓要為父親報仇。「日數礪哭曰：『謝娥一女子，能手刃父仇，我鬚眉，顧弗如耶？』第不知殺父者。中夜仰天祝刀，號聲震鄰舍，淚漬刃上皆赤。」

流寇在中原大地所向披靡，不是因為河南沒有足夠的官軍力量，乃是官軍的機動性比不上流寇。這一點，曾在陝西做過知縣的新鄉人張縉彥，專門向朝廷陳奏過。他在奏疏中分析了流寇的優勢、劣勢，指出「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之前，被剿滅的流寇，都是因為佔據城池，守而不去。流寇之所以無法剿滅，乃在於其流，「官軍未至，旋即奔逸」。後來，計六奇在記述明季北方史事時，也指出了這一點，「大略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矯捷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趼而至，賊已逸去。」

這樣，河南實際上是處於一種流寇逃、官軍追的局面中，而釀成禍端的，也不僅僅是流寇，有時為禍者正是官軍、官府。軍隊嘩變，轉為寇劫掠地方的，不在少數。計六奇《明季北略》引《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如援，嘩於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為盜。」 更有甚者，養寇自重，縱兵行掠，讓地方士人分不清官、寇的區別。崇禎十三年，太監劉元斌率禁軍入豫平賊。經歷過寇亂的鄭廉，評論道：

當是時，賊尚可平也，遇官兵猶不敢戰。然諸將多養寇以自封，而劉元斌、左良玉為最，動曰朝廷善負人，賊既盡，何所用我，不如且留賊為富貴資。故不肯殺賊，每相遇，特稍稍斬獲以報攻而已。……元斌屯兵歸德之東門者四十餘日，劫掠數十里，與賊無異，……士大夫無可奈何，醵金賂之，乃去。

《中牟縣誌》「張民表傳」，則暗示使黃河決口，導致其改道的始作俑者，正是當時負責城防的明朝官員。「十四年，寇圍汴，當事者議決河以自衛，且以沒賊。民表亟趨當事，力言其不可者五。當事違之，民表退而嘆曰：『吾族其魚矣！』」

計六奇：《明季北略》

剿寇者反為寇，地方士人不得不自謀出路。竇可權（字雲明，河內人）「務為經術實學，以天下為自任」，「明亡，兵盜交橫，婦女竄伏林莽，多遭辱。可權呼合族，婦女聚一室，乃與族人仗劍杜門，厲聲謂卒邏曰：『疇好頭顱，試此利刃。』賊莫敢犯。」新鄉任文曄（崇禎十五年舉人），「時李自成已踞關陝，震動畿輔。下第歸，輿父入百門耘斗峰，拾橡栗、汲石泉，欲將終焉。」密縣諸生張問明，當「明季寇起，眾謀禦寇，推問明主其事，築砦超化，以鄉勇守之，遠近來依者萬家。李際遇百計攻砦，問明咸卻之。李自成屠密，畏問明，不敢逼，縣以南皆免。」長葛諸生王玉璣，「明季群盜蜂起，與鄉人結寨固守，散家財，一切糗糧矢石具備，賊莫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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