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講課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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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是我喜愛的作家，他的書讀過不少，課卻一次也沒聽過，他似乎是不善言辭的。其講課情形在梁實秋先生筆下是這樣的：

到了約定的那一天，他僕僕風塵的到了清華園。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坐在講壇之上，低頭伏案照看稿子宣讀，而聲音細小，坐第一排的人也聽不清楚，事後我知道他平常上課也是如此（《憶豈明老人》）。

在冰心先生眼中是這樣的：

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過他的課，他很木訥，不像他的文章那麼洒脫，上課時打開書包，也不看學生，小心地講他的，不像別的老師，和學生至少對看一眼。（冰心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致陳子善信）

以上均據止庵編《〈周作人講演集〉序》。這樣描述他的講課，我還是能夠接受的。可當我讀到楊亮功先生的描述時，無論如何難以接受了——

當北大新舊文學論戰最高潮時期，也是中文學系在教授方面人才最盛時期……當時中文系教授有劉申叔（師培）先生講授中古文學史，黃季剛先生教文學概論，黃晦聞（節）先生教詩，吳瞿安（梅）先生教詞曲，皆是一時之選。其次如錢玄同先生教文字學亦頗負盛名。在教學上較差的要算朱逷先和周作人兩先生了……（《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之《五年北大讀書生活》）。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歐洲文學史，周所編的講義既枯燥無味，講起課來又不善言辭。正如拜倫所描寫的波桑教授：「他講起希臘文來，活像個斯巴達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說且噎。」因為我們並不重視此學科，所以不打算趕他（同前）。

楊先生於1915至1920年在北大讀預科與本科。他所說應該是自己真實的感受。可他不知道，他的這番感受，對我造成了多大衝擊？原來我喜愛的知堂先生，在他們這般學生眼中卻屬於被趕走的行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他又如何解釋下面這段描述呢？

第一教室在樓下，是一個大教室，可容納一二百人，我們去第一教室看周作人講課，黑壓壓地擠滿一屋子人。我們都大吃一驚，這種聲勢，這樣氣派，在北大是少見的……我們在教室門口望了望，根本沒看見講課的人，後來聽說他講中國新文學源流之類的題目，是中文系的課程（謝興堯《回憶知堂》）。

綜前所述，我只能這麼說，對於知堂之授課，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當然，不善言辭的名人並非僅僅知堂一人，美國大哲學家杜威亦在此列——

杜威他是一位國際馳名大哲學家，但確不是一位優良教師。他不善言辭，有時使用艱深字眼令人難解。不僅外國學生有此感覺，即是美國學生也不能免。因此我們這一班學生約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請一位速記小姐，由她將講辭速記下來，加以整理，分發各人。至於他的高足克伯屈的教學就大不相同了，克氏富於講述天才。聽他講課的人有時超過五六百人，（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正式教室不能容納。因此他經常在霍里斯曼大會堂，有時在大學劇院上課（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之《在美求學六年的經過》）。

這還不算是最嚴重的，還有那站在講台上半天一個字也說不出的——

沈（從文）無教學經驗，且訥於言。初到學校（中國公學），上第一堂課，站在課堂上，約半小時，不發一言，其窘可知。但學生因震於其文名，亦不表示反對（楊亮功前書之《吳淞江上——我在中國公學一段辦學的經歷》）

即使如此，也不影響他追求小自己八歲、功課好又愛運動的校花張兆和為妻。

其實，演講這項能力，是可以訓練的，古希臘羅馬那些大演講家，如西塞羅等，就都是經過專門訓練而成的。可別小看三尺講台，它可是塊充滿神奇魔力的地方，坐在下面看沒什麼，可當你一旦站立上去，成為主角，假如沒有絲毫經驗，非出問題不可，恐懼會緊緊攫住你，讓你心跳加快，血往上涌，兩手發抖，頭暈目眩，可它在此時偏偏又卡住你的脖子，讓你一個字也說不出來，當年的沈從文就是好例。鄙人所學為師範專業，臨近畢業去中學實習前，先在同班同學中試講，明明準備了四十五分鐘的內容，只用了大約二十分鐘就講完了，而講台下面不過坐了三兩個同班同學，就把我嚇成這樣。可當你登過幾次講台，將恐懼之情從胸中驅走走，情況就大為不同。驅趕心中對聽眾之恐懼之情，如同巫婆之驅趕惡鬼一般，非親歷不行。鄙人在市北中學任教時，學校實行語文課課前演講三分鐘制度，每次老師上課，先請一名學生登台演講三分鐘，內容自定，但必須是脫稿演講，一次不過關，下次再來，按學號進行，從無間斷。我沒做過統計，但我想，市北中學的畢業生，以後假如登台演講，大約會比那些從未登過台的人要老練許多。

當然，進行口頭表達的訓練畢竟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真正困難的是訓練一個人之思考能力，我們的不善思考者，恐怕遠遠多於不善言辭者吧。這是題外話了，既然跑題了，索性再扯遠點——而哲學家之間的講台較量，就又不僅僅是普通的登台講課那麼簡單了，這一點叔本華可以作證：

他（叔本華）從反理性主義的一貫立場出發，尤其憎恨推崇理性的黑格爾，把他比做是「精神上的珈利本（莎翁《暴風雨》中的丑鬼），痛加撻伐。他還不自量力地親赴柏林，就在黑格爾講學的柏林大學和黑格爾展開了一場爭奪哲學影響的鬥爭。他選擇了和黑格爾講課的同一時間，講授他的哲學體系，結果一敗塗地，聽著寥寥無幾，據說從未超過三人，最後不得已只好偃旗息鼓，撤銷了這一講座。他在柏林大學任教二十四個學期，但開課時間加在一起還不滿一個學期。他本人也始終未被提升為教授。這使他好不氣惱，稱柏林是一個「肉體上和精神上都可詛咒的土匪窩」（任立《〈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譯本導言》）

他這就不僅僅像知堂、杜威那般是表述方面的問題的，而是進行了激烈哲學學說鬥爭之結果。當然，與黑格爾對壘之失敗，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哲學家的，深刻的思想與精彩之演講，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

二O一七年六月廿九日上午

（特別鳴謝 照片拍攝 叮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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