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國人物底片之商鞅

戰國前期，商鞅在歷史舞台上屬於超級重要的人物。小時候的語文課文中也有其南門立信的文章，在歷史上對其改革措施的研究遠多於對其事迹的研究。商鞅生於公元前395年，死於公元前338年，是戰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出身於衛國沒落的貴族家庭，姬姓公孫氏，故稱衛鞅、公孫鞅，後因河西之戰立功被封商地十五邑，號稱商君，故又稱商鞅。

魏國從政

魏國是諸侯列國中最早掀起改革變法行動的國家，所以戰國早期人才輩出，很多國家的能人志士都紛紛投奔魏國。公孫鞅來到魏國，在相國公叔痤門下任中庶子（戰國時期國君、太子、相國的侍從，類似貼身秘書）之職。公孫鞅深受法家代表李悝的影響，所以一直喜歡研究刑名之學。公叔痤對其才華也一直很欣賞，只是自己心胸不夠寬廣，怕有才之士奪取自己的位置，故此一直沒有向魏惠王推薦。公元前361年，公叔痤病重，魏惠王前去探視問道：「您身患重病，萬一有什麼不測的話，魏國江山社稷將依靠誰啊？」公叔痤這才推薦道：「我的中庶子公孫鞅年輕且有奇駿之才。大王可以將國事交給他治理。」魏惠王對公孫鞅並不了解，故此沒有作聲。魏惠王剛要轉身離開時，公叔痤讓左右退下，私下對魏王說道：「大王如果不想用公孫鞅的話，請將其殺死，不能讓其離開魏國，否則會對魏國有大害！」魏王笑而不答，出來後跟左右大臣說道：「相國讓我把國家交給一個從不認識，地位低微的年輕人，實屬可笑。」

魏王走後，公叔痤將公孫鞅召來，道歉道：「今天大王問起誰可替代我相國的位置，我推薦了你。但看大王的意思應該是不會答應。我作為相國，先得盡臣子的責任，所以我勸大王如果不用你的話，就應將你殺死。大王不用你的話，你趕緊離開魏國吧，免遭殺身之禍。」公孫鞅笑道：「相國放心，大王既能不聽任用我的建議，怎麼會聽殺我的建議呢？」

不久，公叔痤去世，魏王即對公孫鞅即沒任用也沒殺。此時，秦孝公在國內頒發求賢令，遍求各國賢士。公孫鞅得知後，懷揣著李悝的《法經》，毅然決然的離開魏國，投奔秦國。

三見孝公

公孫鞅來到秦國後（約公元前361年），首先投奔老朋友景監，他現在是秦孝公的寵臣，通過其引薦至秦孝公。景監安排公孫鞅拜見秦孝公。第一次見面，誰也不知道誰的想法，公孫鞅便按之前想好的套路，先從三皇五帝時的『帝道』開始說起。何謂『帝道』？所謂的『帝道』是指上古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有點類似於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高理想。主要採用的是黃老之學，無為而治，順應萬物發展的自然規律治理國家。帝道很美好，但成效不明顯，短時間很難實現，而且對統治階級及被統治階級的素質要求都很高。在實際應用中就有點像喊口號，提理想，不太切合實際。秦孝公的人生目標很簡單，就是勵精圖治，追求秦國的富強，故此對這種口號性、理想性的政治手法，自然而然很是抵觸。秦孝公對這次談話的表現形式就是睡覺，聽著聽著竟然快睡著了。事後，秦孝公把景監訓斥了一頓：「這小子滿口跑火車，口號比我還喊的響！你小子就給我推薦這種人！？這種人對我大秦有用嗎？」

第一次見面就這麼不愉快的結束了，對於商鞅來說，初步了解到秦孝公的意圖。了解秦孝公不是那種徒有虛名，沽名釣譽的君王，而是想有番作為的君王。

五天後，商鞅通過景監再次會見秦孝公。商鞅這次以『王道』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何謂『王道』呢？所謂的『王道』是效仿周朝先祖的治國思想，以禮樂制度、仁政來治理國家，也就是儒家所倡導的治國理念。王道要求雖然沒有帝道高，但也需要統治階級有很高的個人素質，而且需要君主講仁義、以德服人，治國成效雖然沒有帝道那麼時間長，估摸著也得幾代君主才能見實際成效。這次見面，秦孝公沒有睡著，但也是哈欠連天，勉強算聽進去部分。表面上，兩人見面的效果不佳，但對於商鞅來說，已經基本摸清這位主子的實際想法，實現遊說的第一步—知己知彼。

萬般懇求之下，景監又安排了兩人的第三次見面。這次一見面，商鞅便提出『霸道』之說。秦孝公一聽，精神百倍，興緻高漲。商鞅從戰國三雄魏國、齊國、楚國變法的效果及缺點，引出自己的《治秦九論》，每條都是切合實際，有理論支持，也有實現路徑。這裡解釋下『霸道』，它與其他兩道最大的不同是，可以高效、快速的實現富國強民，相當於『打雞血』，依靠的不是道、德，而是制度。通過制度，講究賞罰分明，快速激發國民鬥志，調度積極性，但後遺症也是比較明顯。因為治理國家時，基礎工作沒做好的情況下，急功近利所帶來的後果可想而知。霸道，見效快、便於操作、有明確的實施路徑，對統治階級、管理層要求不高，有能短期內快速實現目標。霸道以武力、刑法、制度、權勢等統治天下的政策就如一劑猛葯，實行時一定會對當時社會方方面面產生很大的影響。

當然秦孝公之所以會選擇霸道治國，不光是自己等不了王道、帝道的細雨潤萬物的過程，也有當時的歷史背景。戰國時代，各國變法，實力紛強，而秦國變法最晚又處於西戎游牧的夾擊下，勢必會造成真箇社會氛圍產生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選擇迅速富國強兵、爭霸天下也就自然而然了。

歷史上還有一種說法，商鞅第四次見秦孝公才開始得到全面認可，暫且不管見了幾次，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從此商鞅正式走向先秦歷史的舞台，也開始產生對後世的巨大影響。

首次變法

公元前359年，此時商鞅三十六歲，秦孝公決定採用商鞅的治國理論，重用商鞅。改革的之前，秦孝公安排在朝堂上召集眾臣商議。以甘龍、杜縶為代表的舊勢力、舊貴族首先反對道：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意思是沒有十倍的好處，不改變法令；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變換工具。效仿以前的制度，不會有什麼過錯，遵循古時的禮法就不會有什麼邪行（意思也就是存在就合理，至少不會出啥大亂子）。

商鞅針鋒相對的反駁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意思是前朝各代政治法制都各不相同，那選擇哪個朝代去效仿呢？古代各帝王的方法制度相互沒有傳承，各有不同，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治理國家的法則不是死板的，一味的遵循之前的方法，而是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變通。商湯王、周武王沒有遵循舊制而興旺；殷夏桀之所以被滅亡，就是因為不改變而亡。

這兩派都有一定的道理，何況甘龍、杜縶也不是不變法，而是有限度的變法。按照現在的辯證法，的確是要發展的看待問題，要與時俱進。站在歷史的角度，當時冶鐵技術的成熟，整個社會生產力的快速提升，社會制度也逐漸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傳統的制度已經開始大大的制約生產力的發展，按照套話說，開始不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站在當時的歷史局限觀，很難說誰對誰錯。只是後面的事實證明商鞅的與時俱進符合了歷史發展的大方向。這場爭論，一直持續了近三年。公元前356年，隨著秦孝公地位的穩固，時局成熟的情況下秦孝公英明的決斷，秦國開始轟轟烈烈的變法。

商鞅在變法前，也深知推行變法的困難，為了讓百姓相信自己，命人在都城南門立了一根三米長的木杆，發出布告，誰能將此木杆扛到北門，便賞黃金十兩，後賞金增至五十兩，最終有人將木杆扛到北門。商鞅立即拿出五十兩黃金重賞賜人。從這次成功的『營銷策劃』中，商鞅立信於百姓，也說明變法的決心和勇氣，為之後變法做好鋪墊。

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包括：1、以李悝的《法經》為基礎，增加連坐法，不準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一旦犯法，輕罪用重刑處罰。2、廢除舊世卿世祿制，採用軍功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布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鼓勵墾荒，發布《墾草令》；4、強推個體小家庭制度，凡是一家有兩個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須分家，以避免成年男子遊手好閒；5、制定徠（lai，招引）民政策，只要是三晉百姓（地少人多）來秦定居，國家就給地給房，三代免除徭役，不用參加戰爭。6、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

這幾條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即極大的釋放出當時的生產力，又從制度上調動了百姓的積極性。軍功制極大的鼓舞秦國的士氣，發展農業又給國家經濟奠定基礎。連坐制符合當時的秦國民風，大大的避免民間的私鬥，也從制度上保障了變法的順利推行。徠民政策從外部吸引他國百姓，快速補充國內人口，為後期經濟、軍事奠定基礎。總而言之，言而總之，符合當時的歷史，有歷史的先進性。

新法開始實施的時候，全國上下從貴族到百姓普遍反對，隨著逐漸推行，逐漸適應後，百姓開始擁護。秦國在對外戰爭中又不斷的取得勝利，變法開始走向良性循環。

再次變法

公元前350年，秦國國力大增，百姓安定，從秦國的戰略發展角度考慮，秦孝公將都城櫟陽（今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令商鞅在秦國進行第二次變法。

第二次變法在第一次變法的基礎，進行補充及改革，主要內容有：1、廢除貴族的井田制，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2、逐步取消分封制，普遍推行縣制，設置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3、遷都咸陽，修建王宮；4、統一國內度量衡，並發布度量衡的標準器；5、編製戶口，採用什伍制，十家為什、五家為伍進行戶籍登記，並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6、革除戎狄風俗，進一步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中有兩個以上成年兒子而不分居，則加倍徵收戶口稅。

兩次變法從根本上解決制度問題，將奴隸制推向封建制，特別是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化，廢除分封制，推行縣制，都極大的刺激經濟發展，加強皇權的集中控制。建立了較完善的封建專制行政機構，為秦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沉重的打擊了舊貴族、舊奴隸主，扶持了新興地主階級，在戰國七國中，率先推動了歷史的發展。重農輕商又不失時宜的符合鐵器農耕時代農業的重要性，保證農業的快速發展，使秦國經濟實力得到大大的提升。二十級軍功爵位制，符合封建制的需求，也調動廣大人民百姓的積極性，為統一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兩次變法，十年過後，秦國快速的富強起來，中原諸侯國無不畏顏，周天子也連忙派人向秦孝公送來胙肉，封秦孝公為方伯。魏國被逼割讓河西土地，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從此，諸侯卑秦的歷史一去不復返。

變法的本質是國家強盛，也是一次徹底的改革運動，創立了符合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推動了秦國的經濟發展，強化了君權，提升了國家軍事實力。但也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愚民、貧民政策並未讓民眾信服，同時也將秦國仁義古風的傳統，轉變為急功近利的現實社會，讓秦國百姓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霸道的治國方法，也必然導致日後的國家治理危機，產生社會不和諧，形成暴秦的局面，無法可持續發展，最後將秦帝國拉入崩潰的地步。

慘遭車裂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從商鞅入秦算，轉眼過了二十一年，從商鞅變法算，也過了十八年。秦孝公熬不過時間，駕崩而去（公元前338年）。太子嬴駟即位，也即歷史上著名的秦惠文王。

商鞅變法的十八年，雖然得到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但也得罪不少秦王室宗親。商鞅非秦國本土人士，在朝中結怨頗多，外加性格中的刻薄寡情，並沒有獲得什麼盟友。變法當初，便處罰過太子及太子傅，嬴駟即位後，對其王權又造成極大威脅。商鞅的死就順其自然了。

早在商鞅出任秦相十年的時候，秦國趙良便勸過商鞅隱退，當時場景是這樣的。趙良通過孟蘭皋，拜見商鞅。商鞅洋洋自得的說道：「當初秦國跟西戎一樣落後，通過我的改革，秦國治理的井井有條，你看我跟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誰更有才幹？」趙良勸道：「五羖大夫百里奚雖然是楚國下人，但為秦相後，以德服人，對內，秦國上下沒有人不服的；對外，四方游牧民族不惜萬里都來朝見。百里奚出門輕車簡行，從不帶保鏢侍衛。死的時候，秦國上下悲痛萬分。而大良造你卻不為百姓造福，大肆修建宮殿。懲治太子的師傅，用嚴刑酷法統治百姓，從不施行教化，這是積禍成仇。你又面南稱商君，用新法迫害秦國宗親，公子虔因此都閉門八年未出。你一出行，數以十計的戰車相隨。你現在的處境就如早上的露水，面臨很快的消亡的危險。我倒是建議你將封地還給秦國，找個偏僻的地方種花養草吧。否則，秦王那天不能當朝，你喪身的日子就不遠了。」可惜商鞅並未聽取趙良的勸告。

嬴駟一登基，公子虔等人便告發商鞅造反。親惠文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跑到邊境時，晚上想住旅店。旅店的老闆不認識商鞅，說道：「商君有令，住店需要證件，否則，要連坐判罪。」此時，商鞅才明白，他推行的改革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只能長嘆道：「唉，沒想到新法的毒害到了如此地步！」無奈之下，只能逃往魏國。魏國對其也是心有怨恨，拒絕收留。商鞅只好逃往自己的封地商邑。最終被親惠文王派兵攻打，殺死在鄭國澠池。就這樣還無法平定秦國內部的民憤，秦惠文王只好把商鞅處於五馬分屍，車裂示眾，並誅滅全家。

雖然歷史上相傳秦孝公臨終時，打算將王位傳給商鞅，但仔細分析起來，應該是謊言。秦孝公一死，商鞅便喪失軍權，被剛上台的親惠文王，輕鬆的除掉。可見，沒有秦孝公的預先安排，秦惠文王應該難於得手。

歷史對商鞅的評價一直是參譽各半，肯定評價的人，認為其一言重百金輕；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梁啟超也將其與管仲、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等列為中國六大政治家。否定評價的人，例如司馬遷認為其天資刻薄；東漢班固認為其『挾三術以鑽孝公，乃衰周之凶人』。

歷史是勝利者所書寫的，歷史的事實會被塵埃蒙蓋，但其奠基的那些史實，卻永遠不會磨滅。他仍然是封建制度的開疆拓土者，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中偉大的政治家，也是浩瀚宇宙中，那最閃爍的明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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