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借《杜威家書》回望百年前的中國與日本社會

參考消息網1月14日報道美媒稱，1919年，時任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約翰·杜威（John Dewey）與妻子愛麗絲（Alice C. Dewey）開始了他們的日本中國之行。杜威夫婦沿途寫信給他們在美國的女兒，講述這次東方之行的所見所聞所感。在1920年，這些信被整理成書發表，題目就叫做《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從中國和日本來的書信），直到今年才首次被完整翻譯成中文在中國發行，中文版名為《杜威家書》。

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月12日報道，杜威夫婦本來準備單純去日本旅行，但隨後改變原有計劃，轉赴中國考察演講，足跡踏遍當時的直隸、山西、山東、江浙、湖南、湖北、廣東等地，還應聘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年。作為美國近代教育思想家、實用主義哲學家與心理學家，杜威當時已對美國以及世界教育思想與實踐有著很大貢獻，同時他也積極推薦社會改革，這些都對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有過重大影響。

報道稱，首次對中日兩國進行訪問時，杜威夫婦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兩國發展的差距。自明治維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日本新晉百萬富翁們在熱衷創辦學校以「滿足人們職業方面的需求」，東京劇院裡面的觀眾「幾乎與巴黎的觀眾同等專業」。同時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傳統，比如讓杜威夫婦感到興緻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藝妓、女兒節等藝術和風俗；日本整個社會幹凈、禮貌、認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細節，比如下雨天商店給顧客準備了鞋套，糕點被做成粉紅色的葉形用去年的櫻樹葉包裹著。而中國留給杜威夫婦的最初的印象無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後的。在杭州，城牆被拆掉了，貧窮的人們私自拆下牆磚來販賣，或運到家裡備用；兒童嚴重缺乏教育，在杭州這個當時人口30萬的城市，給孩子開設的學校卻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濫，有的甚至沒有工資。中國人的普遍狀態是渾噩和麻木的。杜威說，中國人的座右銘包括「誰知道呢」、「就這樣吧」，還有「糟糕透了」。

但杜威夫婦越是到了這次訪問的後期，對當時兩國社會時局有著愈加深刻的洞察和闡述，杜威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隨著對中國社會了解的深入，杜威夫婦感受到在表面的渾噩後面，中國當時的社會各種力量和思想在角逐，整個社會醞釀著一場巨大的變革；而反觀日本，這個東亞島國也並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樣平穩進步。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達上海的時候恰逢北京爆發「五四」運動。將近一個月以後杜威到了北京，見證了學生們的努力，「數百學生在這裡接受訓練，然後走出去進行演講，」杜威在信中寫道，「我們正親眼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而誕生總是伴隨著艱辛的。」

報道稱，這趟東方之行確實讓杜威有了大量的思考，他看到了日本表面看似進步背後的危機，或者說是一種動蕩，民族主義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到處推動反美運動。杜威跟他的女兒寫道，「批判美國是一種很簡單的方法，從而遏制自由主義的感情，進一步為一個強有力的軍部搖旗吶喊。」杜威描述在當時的日本，軍國分子以愛國的說法為侵略正名，日本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也很迷惑。

他還發現，日本女性地位不如中國女性，決定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不得不放棄婚姻，而且法律明文禁止女性參加任何討論政治的會議。杜威寫道，「因為婦女居於從屬地位。但是終有一日，這個被隱藏起來的缺點會瓦解日本」。反觀在中國，留過洋的女性有時在婚姻上反而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杜威日記中的中國面臨著各種困難和危險，當時的那個世界也充滿了不確定性。日本彼時好像試圖掌管中國，對中國東北基本實現了完全控制。杜威告訴女兒，日本在中國的武裝部隊比日本本土的軍隊還多，達到了23個師團。在中國，「任何數量的小物件，只要是有用的，都是從日本進口的。日本存在於中國的任何一個城鎮，就像一張網，在悄悄逼近魚群」。

而歷史告訴我們，杜威的預測在不久之後就得到了印證。

1932年4月10日，《紐約時報》刊發的一則關於約翰·杜威的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