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與洋務運動的那些事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極少數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中國與西方在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但這種認識直到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才為人所重視。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場持續近30年的洋務運動。（鐵路也是洋務運動的成果之一，一條看似普通的鐵路，為何成了大清王朝的噩夢？鎖定5月26日湖北衛視《大揭秘》播出的《鐵路風潮》系列第二篇《禍起川漢》！）

恭親王奕?

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是恭親王奕?等人。在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的時候，奕?在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發現清軍的武器和戰法已經遠遠落後于洋人，更令他羞愧難當的是，在與洋人談判的時候竟然找不到一個中國人能說洋文，最後只好請洋人自己來翻譯，談判的被動可想而知。由此，奕?算是深刻認識到中西方之間的巨大鴻溝，也堅定了他主政後要向西方學習的決心。

巧合的是，在剿滅太平軍的合作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也發現洋人的槍炮兵輪著實厲害，加上清軍在英法聯軍的入侵中遭到史無前例的慘敗，更是激起了他們的禦敵自強的憂患之心。在太平天國最終被鎮壓、局勢日漸穩定後，這些封疆大吏紛紛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仿造西方的「堅船利炮」，這和朝廷的奕?等人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浪潮。

對於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奕?等人搞的洋務運動，慈禧並不完全了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也是她在當時的書本上見不到的。不過，在經過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的浩劫後，慈禧也知道這些洋鬼子的厲害。既然奕?他們認為搞洋務運動能夠富國強兵、抵禦外侮，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場大規模地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學習西方文化的運動在國內展開，如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製造局、福建馬尾船政局、天津機器製造局等新式企業，都如同雨後春筍般突然興起。另外，購買外國的洋槍洋炮和軍艦、建立外語學校和翻譯館、送學生出國留學等，也都逐漸施行。

但是，在面臨這樣一個「數千年所未有之變局」的時候，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沒有被「打」醒，他們對奕?、曾國藩等人搞的洋務運動很不以為然，只要有機會，他們必然要跳出來大加指責，而京師同文館的設立糾紛便是一例。

京師同文館當時主要以培養外語翻譯、洋務人才為目的，這與傳統的儒家學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舊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這不，沒開館呢，京師上下便謠言四起，當時流傳一個對聯說：「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也有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們危言聳聽地說，「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暗嵌「同文」二字)；「孔門弟子，鬼谷先生」，試圖把京師同文館給打下去。在一片反對聲浪中，奕?得了一個「鬼子六」的綽號(奕?排行老六，又常與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京師同文館

在封建士大夫們的眼中，設立同文館是在「以末求本，以夷變夏」，簡直多此一舉，純粹胡鬧。當時反對聲最為激烈的大學士倭仁，當他聽說要設立京師同文館後，立刻上奏說天文算學這些東西沒什麼用處，反是西方人充當教習危害甚大。倭仁當時發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以他的帝師地位和儒學聲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飛揚的兩句話，立刻被那些守舊的士大夫們廣為傳誦，見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務派招架不住。

不過，倭仁的奏摺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親王奕?給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說：「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征，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於是反唇相譏說，倭仁既然認為不必師事夷人，想必自己有這樣的洋務人才推薦，於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讓倭仁保薦精於西學的中國教師，並請倭仁來主持同文館。

倭仁沒有想到的是，慈禧當時是站在洋務派的一邊，她為了殺殺守舊派的威風，便有意同奕?一起捉弄下這個老學究。於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的建議，讓倭仁來主持設立同文館。

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狽不堪，十分被動。說實話，倭仁身為理學大師，他不過隨口空話說慣了，哪裡懂得什麼洋務，又哪有什麼人才可以推薦呢？

同文館學生上課

當時翁同龢在日記里記述了倭仁的窘迫尷尬境地，說倭仁被委任籌辦京師同文館後，第二天他就去辭職，但未獲批准；過了兩天，倭仁又去辭職，仍未被批准，於是他去找奕?，兩人談了幾句，倭仁幾至拂衣而起；由於屢次辭職不能，倭仁在給小皇帝同治上課的時候急得老淚橫流，把同治弄得驚愕了半天；又過了幾天，倭仁從馬上摔了下來，回家後便痰迷心竅，幾至不語；直到用了這個苦肉計，倭仁才算是擺脫了這個任命並「為之額手稱慶」。

倭仁雖然被弄得狼狽不堪，但同文堂的風波卻並沒有結束。在守舊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館的官員，最後都打了退堂鼓。結果同文館在98個報名者中只錄取了30人，而因被錄取者的素質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的10人，最後也只有5人畢業。洋務派本希望通過同文館培養一批精通西學的中高層官員，這個計劃幾同夭折。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的另一個大學士、軍機大臣文祥，同樣是飽讀詩書的儒學大家，卻力主推行洋務「新政」。據野史上說，有一次廣東同文館的學生畢業後，後選送到京師同文館學習，到館門口正要下車卸行李，突然來了個長髯老翁，滿臉歡喜地將他們迎入，慰勞備至，隨後又帶他們到館舍各處一一參觀。有趣的是，每到一處，老翁就告訴他們說，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個遍，言語和藹，態度熱忱。這些廣東學生當時不知道這人是誰，覺得好生奇怪。參觀完後，老翁又問他們：「吃午餐了嗎？」學生們答道：「還沒有。」老翁隨即喊來提調官，這時很快來了個紅頂花翎者，恭恭敬敬地在旁聽候命令，學生這才知道這老翁非同一般，後來打聽才知道，此乃當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同文館師生

兩年後，同文館聘用美國人丁韙良為總教習，在之後的幾年裡，又邀請了一些外國專家來中國任教，並逐步開設了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課程。由此，同文館也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所綜合性的近代教育機構，並培養了一大批翻譯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但可惜的是，慈禧畢竟是一個久居深宮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戰略眼光，她支持洋務事業的發展也大都局限於器物層面，一旦新事物影響到朝廷賴以生存的專制統治的時候，慈禧便不再是學習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終結者了。

留美幼童計劃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洋務派的倡議下，清廷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學，以作為向西方學習的捷徑。首批幼童共30名，他們出去的時候都拖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由於年齡小，他們沒有受到傳統觀念和文化的束縛而是很快適應了美國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首批和隨後派來的幼童們表現出很強的自主性，他們後來換下長袍馬褂而改穿美式服裝，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腦後難看的辮子。

留美幼童

剪辮易服的事情發生後，負責留美學生事務的封建守舊官員大為惶恐，於是將情況彙報給了國內。慈禧得知後，對於這些學生公然拋棄傳統的行為大為惱怒，於是在1881年決定全部召回那些留美幼童，結果導致這些人被迫中斷學業並遣送回國，其中大多數人的學業尚未完成，只有兩人真正完成了大學學業。儘管如此，這批人在各種洋務如鐵路、電報、外交等領域還是出了一些優秀的人才，如設計建造京張鐵路的詹天佑、擔任民國時期總理的唐紹儀和曾任民國外長的梁敦彥等。

慈禧初掌權力的時候，正值西風東漸、洋務興起的關鍵時期，儘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務運動的發展，但一旦新事物的發展影響到她的統治的時候，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寬容的氣度和雄偉的魄力了。當然，造就這種遺憾的原因，既是深宮中的女人氣質所致，也是時代的局限性所在。

（鐵路也是洋務運動的成果之一，一條看似普通的鐵路，為何成了大清王朝的噩夢？鎖定5月26日湖北衛視《大揭秘》播出的《鐵路風潮》系列第二篇《禍起川漢》！）

本文摘自《走近人性化的慈禧》作者：金滿樓。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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