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完成32部譯作，他是中國翻譯澳大利亞文學最多的人

撰稿：陳學穎

編輯：欣予

澳大利亞文學周十周年。（圖片來自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官網）

今年是澳大利亞文學周舉辦的第十個年頭，也是自2008年文學周開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按照慣例，每年的文學周期間都會推薦出幾部「出類拔萃」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作為主打，今年也不例外。

特別的是，今年推薦的三部文學作品——托馬斯·基尼利的《內海的女人》、布朗溫·班克羅夫特的《下大雨了》、亞歷克斯·米勒的《煤河》，雖屬不同的澳大利亞作者，但卻都出自同一位中國譯者——李堯。

澳大利亞文學作品譯者李堯。（受訪者供圖）

李堯的翻譯之路始於1978年，39年間他翻譯出版的英、美、澳文學，文化、歷史專著已達50餘部。其中澳大利亞文學作品32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 White）的長篇小說《人樹》、《樹葉裙》、自傳《鏡中瑕疵》的譯本都出自李堯之手。

他翻譯的長篇小說《浪子》（The Ancestor Game）、《紅線》（The Red Thread）、《卡彭塔利亞灣》（Carpentaria）獲澳大利亞「澳中理事會翻譯獎」。李堯在2008年還因在翻譯領域為中澳文化交流做出的突出貢獻被澳大利亞政府授予傑出貢獻獎章。

李堯（左）與托馬斯·基尼利（右）。（受訪者供圖）

如今71歲的李堯說，他不敢稱自己為澳大利亞文學翻譯的第一人。他只是中國翻譯澳大利亞文學最多的人。「經歷了嚴冬的人，倍感太陽的溫暖。」李堯說，這句話用來形容他的翻譯經歷再恰當不過。

1979年，在那個外籍書目極其匱乏的年代，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並不是李堯的最初選擇。在剛剛開始翻譯的兩年里，李堯嘗試了狄更斯的短篇小說《夢星空》和彼得·亞伯拉罕姆斯的長篇小說《一路雷霆》，但這樣的嘗試和訓練並沒有讓他獲得「方向感」。李堯回憶說，那時的他只憑滿腔熱情，在茫茫譯林，瞎碰亂撞，東奔西突。直到1980年冬天，經過家人的介紹，李堯結識了當時正在內蒙古大學教英語的來自西澳大利亞大學的艾莉森·休維（Alison Hewitt）。

李堯與譯作《人樹》。（圖片來自雪球）

「艾莉森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澳大利亞人。她聽說我喜歡文學翻譯，對我熱情鼓勵，還送給我澳大利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亨利·勞森和帕特里克·懷特的作品《亨利·勞森短篇小說選》和《人樹》。」李堯稱，認識艾莉森是他走上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之路的機緣。

而李堯和艾莉森的故事至今在澳大利亞文化教育界傳為佳話。悉尼大學校長因李堯為中澳文學做出的突出貢獻在2014年授予李堯名譽文學博士學位。80多歲的艾莉森聽此消息後專程坐四個多小時飛機，從西澳趕到悉尼參加李堯的名譽文學博士典禮。李堯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典禮那天，她就像家長一樣坐在我身邊，我倍感榮幸和親切。」

李堯（右）和布朗溫·班克羅夫特（左）。（受訪者供圖）

如果說艾莉森是把澳大利亞文學推進了李堯視線中的人，那麼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英語教育家胡文仲則是李堯在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上的「領路人」。

八十年代初期，在李堯看來，胡文仲是因電視節目「跟我學」而家喻戶曉的明星，而他只是個遠在內蒙古邊疆名不見經傳、喜歡文學翻譯的年輕人。

李堯回憶說：「胡老師絲毫沒有因為我『出身低微』而冷落我。在得知我在做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之後，他熱情鼓勵並告訴我，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在國內還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在這塊土地上我可以大有作為。胡老師的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

在那之後，胡文仲不斷地給李堯寄書，其中包括他自己選編的《澳大利亞短篇小說選集》、 英文版《澳大利亞文學史》等。「胡老師還把當時很難找到，但對於一個翻譯澳大利亞文學的人非常重要的字典《The Concise Macquarie Dictionary》送給我。」

1988年4月，胡文仲邀請李堯參加第一屆澳大利亞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將時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的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介紹給李堯認識。周思後來成為李堯在澳大利亞文學翻譯道路上另一個貴人。

尼古拉斯·周思（圖片來自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在相識近30年的時光里，周思幫李堯確定選題、爭取資助之外，還多次幫他安排到澳大利亞訪問、講學，甚至連李堯所翻譯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中近一大半都是周思幫他選擇的。

「每當有人問我，你翻譯澳大利亞文學作品選擇的標準是什麼時，我就老老實實告訴他們，周思的標準就是我的標準。」李堯接著說：「正因為有一個如此有學識、有見地、有真情的好朋友，我在澳大利亞文學翻譯道路上的腳步才能愈走愈穩。」

李堯翻譯的《卡彭塔利亞灣》。（圖片來自豆瓣讀書）

周思認為：「李堯翻譯的《卡彭塔利亞灣》是他畢生翻譯事業的巔峰之作，也是自從1972年中澳文化交流四十多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我知道，亞力克西斯·賴特（原著）本人很為這個譯本驕傲，因為這本書反映了華人和澳大利亞土著人悠遠而深刻的關係，也反映了亞力克西斯自己家族的歷史。」

李堯還先後翻譯了周思的長篇小說《長安大街》、《黑玫瑰》、《守望者》和《紅線》和幾個短篇小說。其中《愛告訴我什麼》（What Love Tells Me）成為了李堯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講文學翻譯的教材。

李堯曾在自己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作為一位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澳大利亞著名作家和文化使者，周思先生在中國播撒著友誼和愛的種子。在他的幫助下，我腳下的荒漠現出綠色，崎嶇的道路變得平坦，終於走進澳大利亞文學寶庫。「他們送給我書，送給我力量和勇氣。對於我，他們的幫助都是來自天堂、來自『幸運之國』的天使。手捧象徵豐收的羊角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在將近40年的翻譯「朝聖之旅」中，李堯毫不諱言，他算是把這條路上的酸甜苦辣咸都嘗了個遍。

辛苦翻譯好的書會有賣不出去的時候嗎？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不賺錢還會倒貼錢嗎？答案也是肯定的。

《漂泊的鳥》（圖片來自亞馬遜）

李堯告訴捕輿者，他曾因在1988年拜訪著名的澳大利亞華裔作家布賴恩·卡斯特羅（Brian Castro）時得到了卡斯特羅的成名作 Birds of Passage（《漂泊的鳥》），這本書講述華人在澳大利亞淘金以及此後幾代人的辛酸，李堯讀過後十分喜歡並決定將此書翻譯。但翻譯完成後，因為征訂書不夠，無法印刷，出版社就將書的紙型交給李堯自己處理。李堯費勁心思找印刷廠朋友幫忙，並花費了自己攢了半年的2000元工資印了1000冊，希望能讓這本好書流傳於世，但卻事與願違，並沒有賣出去幾本，最後只能「砸在自己手裡」。這些書現在在哪呢？李堯1992年從內蒙搬家到北京時不得不當廢品給賣了。

「雖然心疼也沒有辦法，我無怨無悔。這次我把這本書收入《李堯譯文集》，算做給了它一個歸宿。」李堯說。

李堯坦言，目前國內翻譯界亂象叢生，出版的翻譯作品質量堪憂。出版社大都著眼於經濟效益，「抓住一本可能能賺錢的書就找人『突擊翻譯』，不但糟蹋了原著也禍延了讀者」。

「我對這種只看市場的現象很不喜歡，卻也無奈。不少出版社根本不具備校審外文的能力，全憑譯者翻譯，所以造成很多問題。而許多青年譯者並沒有理解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的真諦，粗製濫造，自以為是。文學翻譯批評跟不上，很少有理有據的批評，只有謾罵、貶損。這種風氣應該扭轉。」李堯說：「在做翻譯中我確實有過委屈的心理，但文學翻譯是我自己熱愛的事業，這種委屈久而久之就化為雲煙了。我覺得只要翻譯好書，做好自己喜歡的工作就可以了。」

通過近幾十年來的努力，現在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李堯也表示，這個數量和英美文學相比還很不夠。「我們還在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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