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教授：社科研究為何要以「實證和數理邏輯」為基礎

來源：摘自《經濟學方法——十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作者陳志武

導讀：陳志武的文章《政治學、社會學應該向經濟學學習》引起了一定的社會關注和爭議。陳志武先生曾經有一篇文章，對以經濟學為代表的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和科學精神的重要性做了深入闡述，或可幫讀者理解他的思路和觀點。

這幾年關於經濟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爭論在不斷升溫，而且也因為翻譯、引進經濟學達一百年之後，是該問一問：在中國除了有經濟之外，是否真的有經濟「學」？如果還沒有，那又到底如何讓普世經濟學在中國發展？我這裡要說的不是時下時髦的「誰誰是一流、二流、三流」這種無聊話題，也不是要做多少年後中國經濟學家會得諾貝爾獎這種毫無意義的預測。

像許多現代學科那樣，晚清洋務運動之前在中國是沒有「經濟學」這回事的，那時充其量只有一些經濟思想或者說關於經濟的智慧，是一些簡單的經驗總結，而不是經過嚴格證明的科學理論。洋務運動期間，經濟學與其他西學開始進入中國，其中以嚴復於1897至1902年翻譯出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重要標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在中國就紮根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們還在為政治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以及什麼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問題展開爭論，這本身說明經濟學在中國還在初步形成，並沒成熟，更談不上中國經濟學家不久要主導經濟學世界。

回想一下，「五四」時期盛行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實到今天還沒有全面改變中國文人研究人與社會的方法論。「德先生」帶來的是民主與自由的理念，不是研究方法；而「賽先生」是研究方法論，是科學方法，但以往這又被理解成只適用於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研究方法論，跟社會科學沒關係。於是，在多數人眼裡，「賽先生」是「術」，不是「道」，以至於到今天中國還只有「經濟智慧」、「經濟思想」，但沒有真正的「經濟學」。

「經濟智慧」與「經濟思想」充其量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的經驗總結，不一定是科學。中國人的智慧是眾所周知的，像孔子、孫子、管子等這些兩千多年前的先哲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齊國時期管子的經濟思想至今還是那麼經典，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但是，傳統的人文社會理念與智慧往往不超出個人或局部社會的經驗總結。換言之，孔子自己的生活經歷可以說非常豐富，他周遊列國十四年，對周圍的人和事觀察得也絕頂細緻，從這些經歷和觀察中他也提煉出了絕頂、絕世的精華。但是，一個人甚至一群人的經歷畢竟是有限的，當時交通技術的限制使孔子不能周遊到今天的中國疆土之外，在今天看來，他所能收集的「樣本」自然局限性很大。再者，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處境也可能千差萬別，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中觀察與體驗到的規律未必是另一個時代、另一個社會的規律。

所以，基於個人或局部經驗的「經濟思想」不一定經得起時間與環境的檢驗。特別是近幾十年的研究發現，人們普遍具有「選擇性記憶」的行為偏差：專記自己想看到的經歷，忽視與自己願望相背離的經歷和現象。這種行為偏差在古代有，在今天的人中間存在也屬自然，以至於時不時有人會對社會、對經濟妄下結論，或者以偏概全。因此，在沒有經過「邏輯考證」（比如，基於數理邏輯的經濟模型推證）或「數據實證」之前，一種「經濟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謬誤。

換言之，中國的工匠技術與手工業歷來發達，但工業革命卻偏偏發生在西方的英國而不是中國。原因是在西方出現了科學實驗室，讓研究者可超出自己的親身經歷、超出「經驗」去設計製造各種假想的實驗狀態，可以多次重複實驗，也可以讓很多人在不同地方重複實驗，以此來發現在個人不可能經歷到的狀態下物質和自然的規律，這樣研究的結果可以大大超出個人的經驗總結。例如，正常人是不可能經歷一千度的高溫，因此也不會知道在一千度高溫下泥土的物理表現會如何，但在特設的實驗室里這是容易模擬、發現的事情——科學實驗室和數理邏輯是科學方法論的兩大支柱，使人類的知識遠遠超出基於個人經歷的智慧。

讓我們慶幸的是，經過洋務運動之後一百多年的努力，「賽先生」在中國的自然科學、技術領域算是紮根了，一代代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為中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這些都有目共睹。但是，「賽先生」還沒有真正進入中國的人文社會研究，經濟研究沒有從根本上超出管子時期就有的「經驗總結」方法。特別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下，由於經濟學又不製造兵器炮艦，自然不在「術」的範疇，因此覺得「賽先生」對其不適用。洋務運動之後的一百多年並沒改變「中學」輕實證、輕形式邏輯考證的研究方法，還只停留在「經驗總結」上。對於從西方進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我們只能根據靈感和需要去取捨，特別是根據「主義」去取捨，而不能做自己的「數據實證加邏輯分析」。

在沒有以實證和形式邏輯為基礎的「社會科學實驗室」的條件下，過去一百多年裡我們的精英決策者只好根據自己「覺得應該是對的」理念，拿中國社會本身去做試驗。讓中國社會親身為一個個理念做試驗的代價是什麼呢？其代價是連續不斷的革命和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不僅如此，事實上，即使在一個試驗導致千千萬萬、甚至幾百萬人失去生命之時，按理說這些災難性結果足以證明當初的理念是錯的，但是決策者也不一定會承認這種錯誤，可能還會讓全社會遭受下去——為什麼會這樣拿社會本身去做試驗呢？道理很簡單，既然沒有「社會科學實驗室」幫助我們通過實證和形式邏輯發現一項決策的各種可能後果（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就只好拿真實的社會去做實驗。實際上，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精英還真的在這樣做著。這讓人想起來都後怕！那麼，「實證加數理邏輯分析」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其背後又代表一種什麼含義呢？其實，以數理邏輯為基礎的經濟學模型研究是與「理論物理」、「理論化學」和「數理生物學」相對應的，其作用是檢驗一些理念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經濟決策的各種後果。這種邏輯分析顯然是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會做實驗。

而基於大樣本數據的實證研究又與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的重複實驗研究相類同，它跟個案實驗或案例研究的差別在於，前者能避免個案的偶然性、避免以偏概全。但問題是，對於像制度機制、政策選擇等問題又如何收集大樣本數據或者重複試驗呢？

好就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電腦技術的普及，特別是互聯網出現之後，研究人員已經把世界近兩百個國家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數據輸入電腦，然後組成資料庫，以免費或很低成本的形式供世界各國有興趣從事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的人使用。由於今天以及過去世界各地的國家形式和經濟形態各種各樣，社會與文化環境也各有差異，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結果也不全相同，這些跨國、跨社會的豐富數據顯然能幫助我們檢驗關於人和社會的各種理念與假設，以判斷這些理念的真偽。如今，為不同學科建立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資料庫在互聯網上可以方便地搜索到，這真是現代人的福氣。這些歷史與經驗數據當然離可靠的、可完全重複的「社會科學實驗室」還很遠，但至少現在有能力把兩百個國家的實際成功與失敗經驗綜合在一起，辨別其中的共同規律，讓我們有可能避免一些國家犯過的錯誤、經歷過的教訓，以免我們再像以前那樣非要親自「以身試法」不可。特別是，通過分析眾多樣本國家的經歷，我們能夠更系統地領悟出他國成功的經驗。比如，像哈佛大學的Andrei 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在過去十年里開闢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學，通過整理出一百多個國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經濟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數據，他們對許多舊的和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做了系統的計量統計研究，使停頓多年的政治經濟學變得耳目一新。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學術研究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我們能從世界學到的不再是簡單照抄的思想與理念，而是一套研究經濟、社會與國家的形式邏輯方法論，再就是能夠幫助我們證偽的跨國資料庫。這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社會科學的融合正在開啟新的一頁，預示著中國近代思想變遷過程中的又一次大轉變，而且是正在進行中的轉變。當然，轉變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使其完全基於形式邏輯和數據實證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想一想從晚清洋務運動到今天終於弄懂自然科學技術，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我們就能理解這個過程的艱難，更何況這是接近意識形態的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決策可能還得繼續靠「摸著石頭過河」，但我期望中國老百姓為「試錯」埋單的肩負越來越小直至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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