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天京刻書述略

文史 06-03

19世紀5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革命高潮，也是中國舊式農民戰爭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在長達14年可歌可泣的歲月里，太平天國的將士們不僅同清軍進行了英勇悲壯、艱苦卓絕的軍事鬥爭，而且非常重視思想宣傳和文化建設工作。在軍書旁午、戎馬倥傯之際，他們組織力量編寫、刊刻了大量的書籍，以進行思想宣傳和文化建設，對這場偉大的農民戰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本文試據有關文獻資料，將太平天國的刻書情況考述如下。（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論只及於編印成冊的書籍，而不包括一般的文書雜件。）

一、太平天國刻書概況

太平軍於1851年金田起義後，即揮師北征。為了配合軍事鬥爭，他們在北征途中即刊印了不少宣傳、教育資料。1853年春，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南京）後，為了適應文化宣傳和思想教育的需要，便專門成立了出版機構，在天京設立了「鐫刻營」和「刷書衙」，並委派專職長官負責。[1](p.101,139,207)宋代以來，南京即為全國著名的刻書中心之一，聚集了眾多刻書專業的能工巧匠。至此，南京（天京）又成為太平天國的出版中心。太平天國充分利用天京當地雄厚的刻印技術力量，大量刊刻印刷書籍，以致太平天國刻印的書籍在當時「汗牛充棟、人人習見」。[1](p.252)

但是，由於太平天國失敗後，清政府對太平天國刻印的書籍極力查禁銷毀，因而太平天國刻印的書籍流傳下來的寥寥可數。所幸的是，一些太平天國書籍流散到國外的博物館、圖書館，解放前後蘇南常熟地區也發現了一批。通過這些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大致考知太平天國刻書的概況。

現存太平天國刻書之最早且有實物可征者，有辛開（亥）元年（1851年），即太平天國立國當年，所刻印的《太平禮制》、《幼學詩》兩種。太平天國立國以後，除丙辰六年（1856年）由於楊韋事件發生內亂沒有刻書和癸開（亥）十三年（1863年）、甲子十四年（1864年）情況不詳外，歷年都有數量不等的書籍出版。

太平天國刻印的書籍，大部分是他們自己編撰的。如有關典章制度的書籍有：《天朝田畝制度》、《欽定士階條例》、《太平軍目》、《資政新篇》等等；有關宣傳教育的書籍有：《天條書》、《太平救世歌（誥）》、《三字經》、《幼學詩》等等；其他還有一些論文結集、文告彙編和歷年頒行的曆書等等。除了太平天國自己組織力量編撰的書籍以外，還有一部分書籍則是就前人的書加以增刪改編而成。如將基督教的《聖經》（《新舊約》）刪改編印成《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將中國古代兵書《武經》（《孫子》、《吳子》、《司馬法》三書合集）加以刪改刻印，改稱為《武略書》等等。

對於我國傳統的《四書》、《五經》，太平天國起初把它們當作「妖書」而嚴加禁止，並諭令科舉考試不得再用孔教經書，而代之以《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2](p.313)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為了穩定社會、鞏固政權，太平天國改變了對《四書》、《五經》的認識，並假託天父降旨說：「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3]於是便將《四書》、《五經》刪改刊印，准許人們閱讀。這些刪改過的《四書》、《五經》被定名為《御筆改正四書五經》。關於此書，當時曾在天京的汪士鐸所作的《乙丙日記》和英人所辦的《北華捷報》社評都曾做過論述。[4]可惜此書至今尚未被發現。

凡經天王批准頒行的太平天國刻書，當時統稱為「詔書」。太平天國所謂的「詔書」，據他們自己解釋，意指「真書」、「訓世之書」、「化民之書」、「發號施令」之書、宣布「天王之化」之書。[5](p.304-313)從癸好（丑）三年（1853年）開始，太平天國的刻書在卷首都附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羅列此前已出版的「詔書」書目。庚申十年（1860年）出版的《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所附的「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就已列出了如下29部已出版的「詔書」書目：《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天父下凡詔書》（二部）、《天命詔旨書》、《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庚申十年後稱《前遺詔聖書》）、《天條書》、《太平詔書》、《太平禮制》、《太平軍目》、《太平條規》、《頒行詔書》、《頒行曆書》、《三字經》、《幼學詩》、《太平救世誥》（早期刻本稱《太平救世歌》）、《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詔書蓋璽頒行論》、《天朝田畝制度》、《天理要論》、《天情道理書》、《御制千字詔》、《行軍總要》、《天父詩》、《欽定製度則例集編》、《武略書》、《醒世文》、《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

上列29部頒行詔書，除了《欽定製度則例集編》一部尚未發現原書外，其餘28部原書均已發現，有的還發現多種版本。這28部已發現的太平天國原書現在分別收藏於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美國以及我國的一些圖書館、博物館中。在羅爾綱先生的主持下，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經多方努力，將上述已發現的太平天國「詔書」收錄於《太平天國印書》中，於1961年影印出版（後又於1979年出版排印本）。其中唯有《新遺詔聖書》和《武略書》由於當時收藏於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國內尚不可得見，因而未予收錄。後來這兩部書的縮微膠捲由英國傳入國內，由王慶成先生等編入《影印太平天國文獻十二種》之中，由中華書局於2004年10月出版。

當然，太平天國的刻書並不只上述「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中所列的29部。辛酉十一年（1861年）以後，雖然由於形勢日益險惡，刻書日益減少，但太平天國克服種種困難，又陸續刊刻了一些。此外，辛酉十一年以前所刊刻的書籍也有一些未列入上述「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如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印的《太平天國印書》，除影印了26部「詔書」外，還影印了如下十部未見於「旨准頒行詔書總目」的太平天國刻書：《太平天日》、《欽定士階條例》、《欽定敬避字樣》（後附《天朝欽定文確》、《太平天國聯句》、《天朝點將錄》）、《幼主詔書》、《資政新篇》（後附《兵要四則》）、《欽定英傑歸真》、《誅妖檄文》、《欽定軍次實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會試題》、《開朝精忠軍師干王洪寶制》等。

需要說明的是，《太平天國印書》共收錄影印了36部太平天國刻書，可是由於其中《太平禮制》有辛開（亥）元年的初編本和戊午八年的續編本兩種；《頒行曆書》有癸好（丑）三年、甲寅四年、戊午八年和辛酉十一年的四種、另外還有《天條書》和《太平詔書》的重刻本各一種，所以《太平天國印書》實際上收錄了36部42種太平天國刻書。

已經發現的太平天國刻書，除了上述《太平天國印書》所收錄的28部旨准頒行的「詔書」和10部一般刻書外，還有《天父聖旨》和《天兄聖旨》兩部刻書。這兩部書由王慶成先生於1984年發現於英國圖書館，並由遼寧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以《天父天兄聖旨》為書名排印出版。此外，中華書局於2004年10月又影印出版了由王慶成等人收集和編定的《影印太平天國文獻十二種》，共收錄了如下12種太平天國文獻：《天父聖旨》、《天兄聖旨》、《天父詩》、《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新遺詔聖書》（第一卷為馬太傳福音）、《武略》、《天王「御照」、詔旨等文書》、《軍中檔冊》、《干王洪仁玕親筆文書》、《幼天王洪天貴福親書述》。其中《天父聖旨》和《天兄聖旨》已收錄於前述《天父天兄聖旨》一書，由遼寧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天父詩》、《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等4種圖書雖已收入《太平天國印書》，但是是抄錄本，而本書所影印的是原刻本；《新遺詔聖書》和《武略》兩書則是《太平天國印書》未來得及收錄的原刻本。其餘的《天王「御照」、詔旨等文書》、《軍中檔冊》、《干王洪仁玕親筆文書》、《幼天王洪天貴福親書述》等4種文獻則是太平天國檔案文書的彙編，不是當時的刻書。這樣，目前發現的、在國內可以看到原刻本或影印本的太平天國刻書共計有40部。

另外，據羅爾綱先生《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6]和張秀民、王會庵二先生《太平天國資料目錄》[7]等考證，太平天國刻印的書籍，不見於「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今天也仍未發現、而從有關記載可以考出書名和內容的計有如下一些：《天命真聖主詔書》、《天道詔書》、《待百姓條例》、《太平官制》、《天朝詔命》、《律文六十二條》、《太平軍書》、《太平軍制》、《大小兵法》、《水旱戰法》、《行軍號令書》、《練兵要覽》、《忠王會議輯略》、《真聖主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字義》、《詩韻》、《欽命記題記》、《三國史》、《義詔誥》，等等。

綜上所述，已經發現的與可以考知書名的太平天國刻書共計約有60餘部。當然，太平天國曾經刊印的書籍決不止此數，還肯定會有一些至今不為人知，而將來也許會發現的；也肯定會有一些我們迄今還不知道，而將來也可能永遠湮沒無聞的。

二、太平天國刻書的版本學特點

太平天國刻書在版刻、紙張、字體、版式、裝訂等方面是很有特點的。在已發現的諸多太平天國刻書中，只有1862年印刷的《太平天日》封面有「欽遵旨准刷印，銅板頒行」字樣，說明是銅版印刷，其餘均為木刻本。太平天國刻書字體多為橫輕直重之明體字（俗稱宋字）。書紙多為毛邊紙，「其裝訂或黃紙，或紅紙、白紙、綠紙，宛如地攤所賣何文秀綉荷包式樣」。[8](p.717)書籍裝訂多為線裝或黃絲線裝。封面多為紅色或黃色，只有個別的為草綠色。書名頁大都有二龍戲珠或龍鳳裝飾圖案，也有四周作簡單迴文圖案的，欄上橫書刊行年月。1851年至1861年刻書的首頁絕大多數都附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所謂「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就是天王正式批准出版的「詔書」的總目錄。）其下羅列歷年已出版的書籍名稱，末尾有「旨准頒行共有××部」字樣。辛酉十一年（1861年）以後所刻的書不再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當是於此後政權日益衰落有關。需要注意的是，「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內所列的書目順序並非按出版先後排列，而是按各書的地位高低，即按各書內容的重要程度而次第排列。

太平天國刻書在行文上有一定的規範。凡遇「天父」、「天兄」、「天王」、「真王」、「天朝」、「天堂」、「天心」、「天恩」、「天兵」、「天書」等字樣，一般均另起抬頭，以示尊崇。此外，太平天國沿襲舊制，在書文中實行避諱制度，並專門頒布了《欽定敬避字樣》一書，具體規定了一些應避諱的字和一些代用的字，用行政命令在廣大軍民中強制推行。因此，避諱改字就成為太平天國刻書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清人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就有這樣的記載：「（太平天國刻書）創天父之說，稱為皇上帝。又稱為神父、神爺。避此數字俱不用。後又准用『上』字、『父』字。餘仍避。『神』字減作『申』。地支中『丑』改作『好』，『卯』改作『榮』，『亥』改作『開』。以『日』為『王』，『月』為『王』娘；改『月』用『期』，『日』用『旦』，凡記月日用某期某旦。書太平天瓣（國）之瓣（國）為『國』，謂王居於中也。萬瓣（國）、外瓣（國）之瓣（國）仍為『瓣（國）』，謂不知誰何也。諸偽王之王書『王』，余具作『狂』……」[9](p.718-719)此外，當時人張德堅《賊情彙纂》、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汪士鐸《乙丙日記》等都對其時的避諱情況有所記述。關於太平天國刻書在避諱用字方面的詳細情況，可以參看史式先生《太平天國的造字與改字》[10]一文和吳良祚先生《太平天國避諱研究》[11]一書。

太平天國的刻書一般都在封面上標有刊刻年月。可是有些重刻本封面上所標的刊刻年月卻不是實際的刊刻年月，而是初刻年月。如《天條書》（重刻本）的封面標有：「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新刻」。但是根據本書卷首「旨准頒行詔書總目」所列14種已出版的書目中有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刻印的《天父上帝言題皇詔》、《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等書，則可推知本書當是癸好三年或其後的重刻本，而不是壬子二年所刻。再如現存《天情道理書》封面署有「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新刻」字樣，但其卷首的「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中列有戊午八年（1858年）頒行的《醒世文》，而且本書卷尾有朱印「己未遵改」四字，可知此本當是己未九年（1859年）的修訂重刻本。又如《太平詔書》（重刻本）的封面也題刻為「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新刻」，但是其卷首的「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中列有癸好三年（1853年）新刻的《太平救世歌》，由此可知這一種《太平詔書》不是壬子二年的初刻本，而當是癸好三年於《太平救世歌》出版以後重新刊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