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理解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中的「病機」？

筆者一直思索《黃帝內經》中「病機」概念的解釋，聯繫古文中「機」的多種含義，認為其中「機兆、先兆、徵兆」之意與「病機」的「機」字義比較吻合，當是指病的機兆。

因為《內經》原文「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節，只討論了常見證候的「有、無、虛、實」，而沒有因果論證其機理，即沒討論「為什麼」。

由此筆者認為：如果「病機十九條」（以下簡稱「十九條」）里，既未剖析「疾病發生、發展、變化及其結局的機理」，更沒有「以陰陽五行、氣血津液、藏象、經絡、病因和發病等基礎理論，探討和闡述疾病發生、發展、變化和結局的機理及其基本規律」，那麼，現行教材中很多說法基本上是後人對於《黃帝內經》「病機」學說的討論和證明；甚至是把中醫「病機」說成類似於西醫的「病理學」了。

中醫學的基本思維方式是取象比類，而不是邏輯推理。在《內經》時代尤其如此。現代醫學的發病機制說，才是從結構和功能來論述「疾病發生、發展、變化及其結局的機理」的，這就是病理解剖學和病理生理學。

「十九條」出自《素問·至真要大論》，而該論中歧伯之所言，則是依據更古老的醫學文獻《大要》而來。《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

該節經文先言「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又各論「病機」之「審察」，即以各種症作為機兆，言其所「生於」何、「屬」為何；又論有、無、虛、實之治則。

由是觀之，審機論治整體上實乃從因到證、到治的全過程，即後世辨證論治之淵源。著名中醫學家任應秋先生在《中醫各家學說》教材中特意說，「中醫的病機學說，是直接對治療起指導作用的，而現代醫學的病理學則大異於是」，學者不可不察。

《內經》時代，病、症、證諸概念尚未完全分化，病因、病機、病證也沒有完全的界定。因此，許多相關術語的內涵，會依其不同的語境而有所不同。

例如，《熱論》言：「人之傷於寒者，則為病熱」，這裡顯然「傷寒」是病因，「病熱」是病證，未言其機兆如何。而在病機十九條中如「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轉反戾，水液混濁，皆屬於熱」所言的「寒、熱」；究竟是同為病因、同為病證？還是亦因亦證呢？則需要對比分析才能作出結論。

筆者認為，「十九條」都是在分別講了某些癥狀和體征之後，就直接討論這些症「屬於」何種「證」的，並沒有討論其機理和因果關係。這種「各司其屬」的陳述，本質是言「證屬」為何，顯然不同於《內經》它處經文中的因果陳述方式：如「生病起於過用」「形寒寒飲則傷肺」「人飲食勞倦即傷脾」「血氣不和，百病乃生」「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等等。

故此，與其說「十九條」里的「五臟」「六氣」是討論各種症的病因或發病機理，不如說是把所列癥狀作為辨證歸屬的徵兆更為確切。

後世醫家張介賓才是對「十九條」進一步結合藏象理論，分析病象，辨識其病變的原因、性質、部屬及邪正交爭的態勢；並加進了自己對於症和證之間發病機理的分析，當然也為辨證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據。尤其是抓住了「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這一辨證論治的主要精神。也為多數醫家所推崇。

任應秋說張介賓「求得了病機的有、無、虛、實，也就是辨出了證候的本質。」其實在臨床上，醫家求得了「脾虛之病機」，也就是辨出了「脾虛證之機兆」。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中醫病機學漸變成一門主要研究病證之「所以然」的學說，在某些中醫學教材中，也將病因、病機相提並論，或把病機稱為病理因素或「第二病因」，這與《內經》病機為機兆的本意不同；是將機兆與為什麼有這些機兆的理論混為一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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