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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中共受降始末

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全世界播放了天皇裕仁的投降詔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以同盟國的勝利告終。同日,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中央電台演講,宣布「我們的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

抗戰勝利後中共受降始末

裕仁天皇宣讀投降書

但是在對日受降的問題上,國民黨政府卻無視抗戰中中國共產黨發揮的歷史性作用,以一黨之私,壟斷受降的權利,這一做法遭到了中國共產黨及廣大愛國人士的堅決抵制和反對。

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戰場的貢獻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國民黨軍隊傷亡達80萬人,佟麟閣、郝夢齡等著名抗日將領為國捐軀,北京、天津、保定、張家口、石家莊、包頭、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濟南、青島、徐州、合肥、廣州、武漢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面對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不畏艱險,深入到敵人後方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闢廣大的敵後戰場。

廣泛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先後建立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晉西南、山東、華中等六大抗日根據地,並鞏固了陝甘寧邊區,八路軍發展到15.6萬多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敵後根據地總人口達5000萬人以上。到1940年,抗日根據地擴大為16塊,加上陝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擁有1億人口,超過了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從七七事變到日軍投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作戰12.5萬餘次,消滅日軍52.7萬餘人,偽軍118萬餘人。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游擊戰,迫使日軍不得不將原先用於進攻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大量兵力轉用於防守其佔領區,從而阻止了日軍的戰略進攻,減輕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壓力。

艱辛引領敵後軍民的反「掃蕩」鬥爭

1941年至1942年,日軍「掃蕩」華北根據地時,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萬人的達132次,萬人以上的達27次,並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氣,進行慘無人道的細菌戰,製造大量的無人區,抗戰進入了最困難的時期。在極其艱苦的反「掃蕩」、反「清鄉」鬥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的殲敵辦法,如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武工隊等等,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廣大軍民英勇頑強,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奉獻。1941年8月1日,偽軍包圍冀中獻縣東辛庄,威逼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的母親,要她寫信勸兒子投降。馬母痛斥敵人說:「我是中國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最後堅貞不屈,絕食而死。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區,八路軍戰士馬寶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學義、葛振林,面對日偽軍的進攻,為掩護黨政領導機關和群眾轉移,主動把敵人吸引到自己身邊,一步步退到懸崖絕壁,據險抵抗。在打完最後一顆子彈後,他們毅然砸槍跳崖,三人墜落崖底,壯烈犧牲,二人被掛在樹枝上,後來脫險。人們稱他們為「狼牙山五壯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在八路軍總部遭到敵人合圍的危急情況下,指揮部隊突圍,在率領最後一批人員突圍時,不幸中彈殉國。這樣的民族英雄成千上萬。

組織開展軍民大生產運動

1941年前後,日軍反覆「掃蕩」並實行「三光」政策,企圖毀滅抗日根據地的生存條件,敵後抗日根據地面臨空前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對嚴峻形勢,中共中央強調走生產自救的道路。毛澤東指出:「必須精細地而不是粗枝大葉地去組織各根據地上的經濟,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是長期支持根據地的基本環節。」並提出了根據地建設和大生產運動的基本方針。如實行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畜牧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商業全面發展的方針,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努力生產、厲行節約的方針等。中共中央的正確方針,指引和推動了各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蓬勃發展。在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中,八路軍各留守部隊的成績最為顯著。359旅就是這一時期湧現的模範。該旅1941年3月到南泥灣,當年就開墾荒地1.12萬畝,糧食和經費自給率接近80%,第二年達到90%以上。到1943年,不僅實現糧食自給,而且上交公糧近萬石,養豬養羊達到了「兩人一豬、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標。各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為渡過嚴重困難,支持敵後長期戰爭,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抗戰的八年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向後方轉移的時候,開赴抗日前線,開闢敵後戰場,為打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卓越貢獻,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國民黨作為當時的執政黨,掌握著全國政權,擁有200多萬軍隊,控制著國家整個經濟命脈,是抗日聯合陣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產物,抗戰的勝利果實理應國共兩黨合作接收。

國民黨政府受降安排中排斥共產黨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當天,蔣介石便以特急文電訓令駐雲南的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要求他命令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轉飭所部,就現態勢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不得破壞物資、交通,擾亂治安秩序,聽候所在地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或戰區長官之處置」,同時命令各戰區以主力挺進,解除敵軍武裝。

8月10日,蔣介石對何應欽發出訓令:「命令敵軍駐華最高指揮官維持現狀」「警告轄區敵軍,除按政府指定的軍事長官的命令外,不得向任何人繳械。」很明顯就是不讓中共部隊參加受降。因為蔣介石感到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抗戰中已迅速發展壯大,如再讓其名正言順地參加受降,就會讓共產黨如虎添翼,成為動搖國民黨統治的最大隱患。於是8月21日,何應欽在第一號備忘錄中命令岡村寧次:

對本總司令所轄地區內之日軍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立即各就現在駐地及指定地點靜待命令,凡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應各就現地負責維持地方良好次序,直至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及負責長官到達接受為止。在此期間,絕對不得將行政機關移交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和代表人員。

8月22日,何應欽又在第二號備忘錄強調:

在岡村寧次將軍尚未正式投降以前,凡中國軍隊有奉命調往日軍現駐地內者,沿途各地日軍,應一律讓其通過,不得妨礙,但以本總司令中字第一號備忘錄附表內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所命令並通知之部隊為限。其未奉各該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隊,日軍應拒絕通過,並防止其強迫佔領城市,否則各該地日軍指揮官應負其責。

早在1931年,蔣介石曾通令國民黨軍,今後對共產黨和紅軍一律改稱「赤匪」。抗戰期間,迫於形勢的壓力,國民黨在明裡不再稱共產黨、八路軍為「匪」,但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舊病複發,在一系列命令中,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誣衊為「匪」,稱八路軍、新四軍為「非法武裝組織」,公開阻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接受日軍投降。這從何應欽發給岡村寧次的電令中就可以看出。

8月23日,何應欽在給岡村寧次的電令中稱:「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國軍接受前,為股匪所佔,日軍應負責任,並應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我接受部隊。」

接著,何應欽又在8月25日給岡村寧次的第九號備忘錄中說:「據中國戰區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來電報告:『餘姚、慈溪、紹興、寧波日軍與附近土匪聯絡,企圖解決各地之稅警團而發生衝突,稅警損失甚重,刻仍在對戰行動中,請通知岡村寧次將軍速令制止等語』。希貴官速令所屬全部日軍,除本總司令備忘錄中字第一號所指定各地區受降主官所派之中國正規軍外,不得向任何土匪接洽,或向其投降。」

8月31日,何應欽再次在致岡村寧次的第十六號備忘錄中說:「據報我察哈爾省會張家口於八月二十五日晨被不明番號之軍隊,一說系股匪佔領,本總司令殊為遺憾。」

何應欽還在軍字第十七號命令中強調:「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靜近復派多人赴平、津、山東、徐州、海洲等地煽動日本官兵攜械投匪,希嚴予防止。」

更有甚者,為了反對共產黨受降,國民黨不惜借用侵華日軍之手,要日軍對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成為抗戰中堅力量的共產黨軍隊進行「武裝自衛」。要侵華日軍和偽軍在國民黨軍隊尚未到達接收前,仍負責維持當地秩序和治安。侵華日軍也有恃無恐、推波助瀾,今井武夫在芷江期間就表示:「在平素與中共勾結日人中,亦有『日軍將來之出路是否與中共妥協較好』之意見,但我等秉承天皇一貫意旨,不予贊成。」岡村寧次更是根據其在侵華戰爭中對付共產黨的一套,向國民黨政府出謀獻策,對付共產黨。

1945年8月25日,國民黨政府發布了中國戰區各受降區的主官和具體安排:

第一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胡宗南,在洛陽接受日軍第一一○師團師團長木村經廣所部投降(後調整至鄭州);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太原接受日軍第一軍司令官澄田徠四郎所部投降(後未舉行正式儀式);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杭州接受日軍第一一三師團師團長野地嘉平等部投降(後未舉行正式儀式);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在鄭州接受日軍第十二軍司令官鷹森孝所部投降(後調整至漯河);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在漢口接受日軍第六方面軍岡部直三郎所部在湖北部隊投降;

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在汕頭接受日軍第一○四師團師團長末藤知文等部投降;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在南昌接受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笠原幸雄所部投降;

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在徐州接受日軍第六十五師團師團長森茂樹等部投降(後調整至蚌埠);

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在北平接受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下村定所部投降,副司令長官李延年,在濟南接受日軍第四十三軍司令官細川忠康所部投降;

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在歸綏接受日軍蒙疆軍司令官根本博所部投降;

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在越南河內接受日軍第三十八軍司令官土橋勇逸所部投降;

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在廣州接受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田中久一所部投降;

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在南京、上海分別接受日軍第六軍司令官十川次郎、第十三軍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所部投降(後未舉行正式儀式);

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在長沙接受日軍第二十軍司令官坂西一良所部投降。

9月4日,又命令台灣警備總司令兼行政長官陳儀,在台北接受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所部投降。

由這份名單可以看出,在所有受降區的主官安排上沒有一位中共的代表。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作為敵後戰場的中堅力量,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卻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承認。

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草擬了這份中方受降人員名單時,本來是有中共代表的。由蔣介石侍從室一處主任林蔚和二處主任陳布雷呈送去審閱時,蔣介石看到名單上有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字時,便用紅筆划去了。林蔚和陳布雷小心地解釋說,如果這份名單上一個中共代表也沒有,恐怕無法向國內外輿論交代。蔣介石堅持說:「讓朱德待命好了。」陳布雷事後憂慮道:「先生連這點兒氣量都沒有,結果必然會弄巧成拙……」

國民黨打著合法政府的名義,壟斷受降的做法,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愛國人士的反對和抵制。

中國共產黨

主動爭取受降權利

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一切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正當的受降權利,針鋒相對,於8月10日在日本政府乞降以後,朱德總司令向其所轄部隊下達指示:

1.派呂正操、張學思、萬毅、李運昌及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赴東北,配合蘇軍作戰。

2.派聶榮臻等向綏、察、熱行動,配合外蒙軍作戰。

3.所有山西共產黨軍隊統歸賀龍指揮,循同蒲鐵路進攻太原。

4.所有華北、華南、華中各交通線附近軍隊,一律積極進攻,擊破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阻礙。

5.各地共產黨軍隊均得向敵偽提出通牒,限時繳械,如有拒降,即堅決予以消滅。

6.對佔領區實行軍事管制,如有破壞或反抗,即以漢奸論罪。

以上6條命令,是在日本廣播乞降、蔣介石電令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 「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之後,朱德、彭德懷兩將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下令所部堅決進軍,促敵限時投降繳械,同時向蔣指出其「電令」之嚴重錯誤,表示抗議。並於8月10日、11日,以延安總部的名義,又連發7道命令,規定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附近之日、偽軍、偽政權送出通牒,限期投降繳械。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

11日,蔣介石也下了3道命令,一是命令中央軍「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軍事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二是命令偽軍「應就現駐地點維持地方治安,保護人民」「不得受非本委員長許可之收編」;三是命令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

8月13日和16日,朱德、彭德懷兩次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原地駐防」的錯誤命令,提出了「凡被解放區軍隊包圍的敵、偽軍隊,由解放區的軍隊受降,而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的敵、偽軍,則由國民黨軍隊受降」的公正解決辦法。

8月15日,為了抗議蔣介石要求中共部隊「就地駐防待命」的命令,中共方面也致電岡村寧次,要求:「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並對受降作出部署「在華北的日軍,應由你命令下村定將軍派出代表至八路軍阜平地區,接受聶榮臻將軍的命令;在華東的日軍,應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天長地區,接受陳毅將軍的命令;在鄂豫兩省的日軍,應由你命令在武漢的代表至新四軍第五師大悟山地區,接受李先念將軍的命令;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的《關於目前時局的宣言》再次提出,要求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

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報告,他指出: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准你們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同志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

這篇報告對國民黨、蔣介石壟斷受降進行了有力的反駁。《新華日報》也發表社論,揭露國民黨為了不讓共產黨受降,勾結日本人對付中共的陰謀。

在國民黨、蔣介石一意孤行,仍然拒絕讓中國共產党參加受降的情況下,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向拒絕投降的敵偽軍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和堅決的打擊,在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就收復縣以上城市197座,斃、傷、俘日偽軍27.7萬餘人,繳獲各種槍支18萬餘支,各種火炮800餘門,解放人口1870餘萬,取得了反壟斷受降的偉大勝利,也為我軍的進一步壯大、為全中國的解放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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