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特徵與現實意義

Bibliotheca Universalis系列

《達芬奇》畫冊

論分析哲學運動的

歷史特徵與現實意義

江怡

作者簡介：江怡(1961- )，男，四川宜賓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哲學研究(北京 100875)。

人大複印：《外國哲學》2017 年 06 期

原發期刊：《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20171 期 第 1-10 頁

關鍵詞：分析哲學運動/ 哲學史研究/ 現象學研究/ 詮釋學研究/ 當代中國哲學/

摘要：當代分析哲學正在顯示其自身的發展歷史。哲學分析早已成為不同背景和傳統的哲學家們共同使用的研究方法。分析哲學運動的當代發展不僅是哲學家們對共同關注的問題的研究進展，更是對分析哲學曾經的歷史和現狀的全面關注，也是對當代哲學中不同思想傳統之間關係的重新審視。這些共同構成了分析哲學運動重要內容，也是當代哲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哲學運動的當代發展表現為內外兩個方面：內部研究主要表現在分析哲學內部的研究重點，又分為歷史研究和問題研究。外部研究則主要表現在分析哲學與當代哲學其他思潮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特別是分析哲學與現象學、詮釋學之間的關係。從這種內外兩方面的研究狀況中，可以看出分析哲學對當代哲學的深遠影響。分析哲學運動對當代中國哲學的形成和發展也帶來重要影響：分析哲學可以看作當代中國哲學的邏輯起點。

在當代西方哲學中，分析哲學運動被稱作這個時代最典型的精神風潮，這場運動為哲學研究引入了高度嚴格的標準，它的主要特徵在於，「與理性精神和科學的結盟，並致力於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學和消除哲學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論上，它是與新的邏輯作為哲學洞見之來源相關聯的，並且後來在哲學的語言轉向之後與主要地和細緻地關注語言及其用法相關聯。」[1]29這些特徵描述都表明，分析哲學運動的確為當代哲學帶來了嶄新的變化。然而，這種變化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哲學的發展，又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塑造了當代哲學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卻是引起眾多爭議而無定論的問題。本文將根據當代分析哲學家們的論述，通過分析西方哲學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的變化，試圖從當代哲學的總體特徵上揭示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特徵和現實意義。

一、分析哲學如何走進了歷史

肇始之初，分析哲學運動就被看作是非歷史的。這一方面是因為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都曾聲稱自己的哲學與傳統哲學完全斷裂，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分析哲學的確體現出與傳統哲學截然不同的特徵。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對分析哲學運動的非歷史解釋受到達米特等人的挑戰。在1993年出版的《分析哲學的起源》中，達米特明確提出要從哲學史的角度研究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意義。[2]1該書掀起了西方哲學界對分析哲學歷史的強烈關注，圍繞分析哲學運動自身的歷史發展和它與西方哲學史上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哲學家們發表了大量論著，展開了熱烈的討論。201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英國哲學家邁克·比尼(Micheal Beaney)主編的《牛津分析哲學史手冊》，全面反映了當代哲學家們對分析哲學史的最新認識，被看作任何從事現代哲學史研究的人都需要了解的重要思想資源。[3]同時，由比尼主編並已出版19本的「分析哲學史叢書」更是全面探究了分析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思想演變和重要主題，為當代哲學家們深入研究這個歷史過程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所有這些都在向我們表明，分析哲學已經走進了歷史。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分析哲學已經成為過去，而是表明分析哲學已經走進歷史的視野，對分析哲學歷史的反思正在成為西方哲學家的話題。在這裡，分析哲學「走進歷史」具有雙重含義：其一是指分析哲學家更加關注對自身歷史的研究，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挖掘了分析哲學的發生、發展的歷史，才會使人們更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學產生的重要歷史意義，從而理解分析哲學問題的重要價值；其二是指分析哲學家更加關注對分析哲學與西方哲學史關係的研究，試圖通過揭示這兩者之間在思想上的血緣關係，由此表明西方哲學發展的連續性以及分析哲學對西方哲學傳統的繼承性。當然，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找到分析哲學的起源和發展，我們也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解釋分析哲學的性質，但我們似乎越來越感覺到，在當今的哲學語境中，分析哲學已經不再被看作一種歷史的運動，也不再被看作一種可以普遍適用的哲學方法，而是一種真正能夠讓我們的思想尋求明晰性，讓我們的表達具有邏輯性，讓我們的討論更具說服力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使得我們更加確定地理解哲學在處理一切問題中的作用。

的確，歷史地看，分析哲學運動經歷了從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的創立階段，走過了牛津哲學的輝煌時期，得到了在美國哲學佔據主流的歷史地位，如今又成為當今西方哲學的主要內容。分析哲學家們不斷嘗試著從邏輯到語言再到心靈的研究歷程，竭力說明分析的方法如何能夠作用於不同的對象。分析哲學的發展歷程也走過了物理主義、現象主義、自然主義的不同道路，哲學與科學的密切關係在分析哲學那裡從來就被看作哲學研究的預設前提。所有這些都表明，分析哲學理應被看作特有的哲學研究方法，或者說，正是這種方法為哲學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在經歷了百年歷史後的今天，我們反省分析哲學的歷史會發現，這種哲學真正留給我們的遺產並非僅僅是分析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看待這種方法的態度，或者是回歸德國古典哲學之前的西方哲學傳統的精神，是如何處理一切哲學問題的清晰路徑。

在當今的哲學研究中，分析方法不斷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學的主要標誌，哲學家們的確把分析方法與分析哲學緊密地聯繫起來，用「分析的時代」來確定20世紀英美哲學的主題。然而，我認為，分析哲學所提倡的方法更應當在「治療」的意義上加以使用。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只有把哲學看作一種思想的疾病加以治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意義。有趣的是，當代哲學家們在討論分析哲學的時候，主要採取這樣兩種態度：一種是出於歷史的興趣，從分析哲學的起源和發展中考察分析方法的具體使用；一種是對分析方法與歐洲大陸思想方法之間差別的興趣，特別是從現象學和詮釋學的研究中尋找分析方法如何可以適用於解讀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的思想。這兩種態度都表明了「分析哲學」在當今哲學家們心目中的意義：它並非是可以用於談論的歷史故事，也不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研究工具，而是一種處理哲學問題的態度，一種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哲學作用的態度。或許，「理智治療」就是這樣一種態度的最好體現。

不僅如此，分析哲學還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清晰表達思想的方式。例如，比尼在《牛津分析哲學手冊》中就把這樣的方式表達為論證、清晰性和嚴格性，指出弗雷格的邏輯是哲學論證的典範，清晰性是哲學思考和寫作的最重要優點之一。這種嚴格性和清晰性也同樣表現在胡塞爾對狄爾泰的歷史解釋學的批判中，因為胡塞爾也強調哲學是一門嚴格的科學。比尼認為，雖然我們無法把這些完全歸於分析哲學的特徵，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分析哲學的確比以往任何一種哲學更為強調這些方式。當我們以歷史的方式和方法論的方式談論分析哲學的時候，其實還有一種比它們更能說明分析哲學特徵的方式，這就是思想上的民主和論證上的完美。前者體現了一切能夠在哲學上討論的話題都可以在分析哲學的語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僅包括了傳統哲學問題的討論，而且包括了當代歐洲大陸哲學的問題。後者則宣布了哲學上的理想追求，或許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理想，分析哲學家們不斷追問思想的論證如何能夠以更為嚴格的方式加以細化，所以，分析哲學總是給人留下「零打碎敲」的印象。

然而，事實上，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分析活動背後仍然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先驗根據，這就是他們對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則的先天確證。對此，奧地利哲學家斯塔德就明確指出，在早期分析哲學的歷史中我們總能看到哲學家們如何摧毀對理論構造的傳統理解，他們由此認為，理論可以表達為一種使用規則的觀察語言。[4]16-17這正是維特根斯坦所斷言的：「我們必須先天地回答有關基本命題的所有可能的形式的問題。……如果不考慮基本命題的獨特的邏輯形式，那麼我們對它們還是有一個概念的。不存在一種由諸基本命題的諸形式構成的等級系統。我們只能預言我們自己所構造出來的東西。」[5]§§5.55-5.556這些表明，至少早期分析哲學家們在提出他們的哲學主張和邏輯分析時，心中已經有了對邏輯性質的先驗理解，這就是要從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則先天性出發，由此分析語言的表達形式是否符合先天的邏輯形式和規則。如果從哲學性質理解的前提出發，我們必須承認，分析哲學對哲學性質和任務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哲學對哲學性質的理解，即把哲學作為一種理解人類理性與世界關係的活動。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當今的分析哲學可以走進歷史的必然性。

二、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特徵

然而，看到了分析哲學走進歷史的必然性，並不意味著可以理解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特徵。這種歷史的必然僅僅說明了分析哲學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並沒有直接反映分析哲學的歷史特徵。這裡所謂的「歷史特徵」，主要是指分析哲學家的思想與西方哲學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思想之間的密切聯繫，同時也包括了分析哲學運動在當今世界中的時代特徵。這就需要我們從當代分析哲學家們的工作中去尋找和概括。

進入21世紀後，當代分析哲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分析哲學家對分析哲學的性質、任務以及範圍等關鍵問題做出了新的理解，強調分析哲學作為一種方法和風格的重要性。當代哲學家通過對分析哲學發展歷史的研究，對分析哲學的性質、任務以及範圍等關鍵問題提出了新的理解，由此改變了以往對分析哲學的認識，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學圖景。蒯因的學生、美國斯坦福大學和挪威奧斯陸大學教授弗諾斯達爾認為，分析哲學不再是一種哲學理論或流派，而是用來支持對話和寬容的一種力量，它的明顯標誌是運用論證和辯明處理哲學問題的方法。正是根據對分析哲學方法的理解，哲學家們對西方傳統哲學重新做出了分析，並由此對當代哲學研究的時代特徵給出了截然不同於歐洲大陸哲學的理解。

無論是當代著名哲學家達米特還是後起哲學新秀布蘭頓，他們都把分析哲學看作與傳統哲學有著密切思想聯繫的哲學，試圖從西方哲學的思想資源中獲取當代哲學發展的靈感。對分析哲學運動歷史的完整梳理，不僅是對當代哲學發展歷程的歷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對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變遷的邏輯說明。這種研究在21世紀顯示了更強盛的勢頭，哲學家們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注重分析哲學與傳統哲學的關係，特別是對德國唯心主義的重新理解，例如洛克莫爾的《黑格爾、唯心論和分析哲學》(2004)、瑞丁(P.Redding)的《分析哲學與回到黑格爾思想》(2007)以及索瑞爾(T.Sorell)和羅傑爾(A.J.Roger)的《分析哲學與哲學史》(2005)等。這些著作都試圖從分析哲學的視角重新闡述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現代意義，說明用分析的方法同樣可以理解傳統哲學並能夠更好地說明它們的思想。事實上，近年來不少學者努力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讀康德、黑格爾以及中世紀哲學。另一方面，也有哲學家力圖從哲學史中尋找當代分析哲學重要問題的歷史根源，由此說明分析哲學問題的普遍性。例如李斯(V.D.Risi)的《幾何學和單子論：萊布尼茨的拓撲學和空間哲學》(2007)、米勒(J.Miller)的《早期近代心靈哲學的話題》(2009)等。

所有這些表明，對分析哲學運動與西方哲學史關係的關注，已經成為當代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哲學家們產生這種歷史關注主要基於兩個原因：其一，分析哲學運動雖然起端於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但由於西方哲學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否定的歷史，因此，分析哲學的批判已經被看作屬於西方哲學傳統的一個正常情形，哲學家們由此就要討論分析哲學的批判與傳統哲學本身究竟處於何種關係之中。其二，分析哲學家們討論的問題雖然與傳統哲學有了很大不同，但由於分析哲學所採用的邏輯推理和語言論證的方法始終是西方哲學研究的主要方式，因此，分析哲學家們對自身問題的討論完全符合西方哲學研究的這種方式，哲學家們由此就要考察分析哲學家們討論問題的方式與傳統哲學家們的方式在何種意義上是相同的。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當代哲學家們對分析哲學與哲學史的關係產生了濃厚興趣，由此更加鮮明地表現出當代分析哲學研究的這樣一個重要特徵，即分析哲學是西方哲學歷史發展的現代延續。

這裡所謂的「現代延續」，不是指分析哲學直接繼承了傳統哲學的問題和方法，而是指分析哲學所討論的問題及其方式在根本上並沒有完全脫離西方哲學的主要傳統，在更廣的意義上，更是對傳統哲學的擴展和延伸。這種擴張和延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深化了西方傳統哲學家們對哲學本性的理解

雖然除了早期分析哲學家之外分析哲學家們很少專門討論哲學的性質，但哲學家們對經驗問題、語言問題、邏輯問題的討論卻處處體現出他們對哲學性質的深刻理解，這些理解正是對西方傳統哲學觀的深化和拓展。這在斯特勞森、達米特以及布蘭頓等人的思想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根據斯特勞森的理解，哲學應當是一種分析活動，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對一般的概念結構給出系統的說明。雖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對概念的具體運用有了大量的實踐理解，但這並不能代替我們對實踐的理論說明。雖然我們的實踐表明了背後存在某種理論根據，但這並不能代替我們對這種理論根據的尋求和建構。所以，斯特勞森認為，分析哲學的工作就是要尋找和建構實踐背後的理論根據，由此更好地說明我們的一切實踐是何以產生的。在此理解的基礎上，斯特勞森還進一步提出了對哲學性質的更深理解，即把哲學看作一種對我們所具有的概念結構的形而上學描述。他說：「形而上學長期以來往往是修正的，而很少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學滿足於描述我們關於世界的思想的實際結構」，「它旨在揭示我們的概念結構的最一般特徵，能夠比更有限的、局部的概念探究更具合理性，因而在方法上也有某種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對語詞實際用法的細緻考察是哲學上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的確定方法。」[6]9斯特勞森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學」被看作是分析哲學運動中復興形而上學的重要標誌，但他實際上是想用這種形而上學重新解釋哲學的性質和功能。

對達米特來說，哲學工作是通過分析思想表達的語言完成的，或者說，對意義和思想的分析構成了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達米特強調了哲學研究其實就是一種語言研究，但這種研究並非簡單地通過語言分析完成的，而是要仔細地考察語言表達的思想內容。通過語言研究思想，這在早期分析哲學中被看作是一種純粹的哲學理想，而在當代哲學中卻已經變成了一種哲學研究的現實。由於思想活動都是通過語言表達的，而分析語言就是分析思想。當哲學家們把語言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其實他們並不是在關注語言的表面語言現象，或者語言的實際使用細節，而是把語言作為思想的表現形式，他們更關心的是語言表達的內容。這就把當代哲學家對語言的研究即語言哲學與語言學家的研究明確區分開來了，後者正是討論語言的構成方式，並以科學的方法確立語言使用的原則。無論是斯特勞森還是達米特，他們都更加關注語言背後的思想，試圖通過分析語言揭示思想內容。斯特勞森的方式是通過分析概念的先天結構；而達米特的方式則是通過對意義理論的構成方式理解語言背後的思想。這些都表明，當代哲學的哲學研究方式以語言分析為主要特徵。

當然，在對哲學性質的理解上，早期分析哲學家給出了許多與傳統哲學截然不同的理解。通常認為，正是這種不同導致了分析哲學表現出與傳統哲學的決裂。但如果仔細考察早期分析哲學的哲學觀，我們會發現它與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在深層上存在根本的一致。例如，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觀被理解為指出了哲學的無用性質，無論是在《邏輯哲學論》還是在《哲學研究》中，他似乎都在提倡一種如此獨特的哲學觀。然而，他對哲學的「獨特理解」其實是繼承著古希臘的思想傳統，即強調哲學對人生意義和人類生活的基礎作用，特別是把哲學看作是對生活的最好解釋。維也納學派並沒有把哲學看作不同於科學的事業，他們更重視從科學的角度理解哲學的性質，而這正是古希臘哲學家們力圖說明的哲學性質。

2.擴展了哲學研究的基本領域

首先，對認知科學的研究是21世紀分析哲學家們特別關注的領域。雖然在20世紀70-80年代已經有不少哲學家關注意識活動的性質，但從認知的角度討論意識與身體的關係問題卻是在當代認知科學形成和發展之後的事情。圍繞意識活動性質以及身體活動與意識活動關係等問題的討論，構成了當代心靈哲學的核心內容，其中意識(特別是感受質qualia)和意向性對於當代自然主義的心靈哲學而言是最為困難的兩個問題。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中，布倫坦諾(Brentano)關於意識與心理意向性關係的思想，受到心靈哲學家們的重視。如果意識可以還原為意向性或者通過意向性得到解釋，如果能夠成功地將意向性自然化，意識的自然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近幾年產生較大影響的意向論的提出，正是哲學家們所做的通過意向性解釋意識的一種嘗試。此外，在對認知科學的哲學研究中，澳大利亞神經生物學家貝內特(M.R.Bennett)和英國哲學家哈克於2003年出版的《神經科學的哲學基礎》在西方哲學界和科學界都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們從科學和哲學的廣博視角，對當代神經科學和心理學諸多理論中遇到的概念難題做了全面的批判性述評。作者指出，關於心腦關係的概念混淆影響了神經科學家所開展的研究的可理解性，包括他們的問題、對結果的描述和解釋以及他們得出的結論。[7]

其次，語言哲學在20世紀分析哲學運動中始終佔有重要地位，甚至被達米特和塞爾等人稱作「第一哲學」或「主要的哲學」。21世紀後，雖然哲學家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心靈哲學研究領域，但在語言哲學研究領域仍然湧現出了不少新的理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二維語義學」以及對指稱和意義問題的研究。「二維語義學」是查默斯(David J.Chalmers)等人提出的解釋語義概念的實在性的理論，而圍繞這個理論形成的爭論則被看作是持反描述論的革命者與持描述論的反革命者之間的較量。語詞和它所指稱的對象是怎樣聯繫起來的？這始終是語言哲學家們爭論的話題。哲學史上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弗雷格主義和反弗雷格主義。弗雷格主義者認為，每一正確的表達式都有其意義和指稱，意義提供了識別指稱的標準，也就是說，語詞和它指稱的對象是依靠思想對語詞意義的認知或掌握被調解物聯繫在一起的。這種觀點也被稱為內在主義，因為意義是以思想的表象模式存在的，並且依賴於主體的內在要素。反弗雷格主義者認為，語詞和對象之間沒有作為「意義」的調解物，它們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由於它們的聯繫依賴於外在的因果鏈條，這種觀點也被稱為外在主義。近年來，語境論(Contextualism)與語義的最低綱領論(Semantic Minimalism，或譯反語境主義)的討論也引起了許多哲學家和語言學家的關注。這場爭論不僅局限於語言哲學或語言學的範圍，而且滲透到了諸如倫理學、認識論、形而上學、心靈哲學等多個研究領域。

再次，心靈哲學研究是目前分析哲學中討論最為熱烈的問題領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理論。由於篇幅限制，我們這裡只能介紹關於「無心人」的討論。在心靈哲學中，「無心人」(Zombie)是人們設想出來的與人在物理和功能的方面沒有區別但是卻沒有意識的生物體。「無心人」的可能性通常被看作是對物理主義的挑戰：在直覺上，「無心人」是可能的，而且許多人將這種可能性看作是形而上學可能性。但是，如果「無心人」具有形而上學的可能性，那麼物理主義就是錯的。霍桑(Hawthorne)和布蘭頓—米切爾(Braddon-Mitchell)曾經對這一反物理主義的論證做出了一種新的回應。他們提出，物理主義者可以通過採取一種關於現象概念的特定看法而將無心人直覺容納進來。這種特定看法是，表達現象性質的現象概念有一種條件結構：如果世界中包含非物理狀態，我們的現象概念就指稱這些非物理狀態；但是如果不存在這樣的狀態(如果世界完全是物理的)，那麼，現象概念就指稱物理狀態。阿爾特(T.Alter)則表明，霍桑和布蘭頓—米切爾的策略是失敗的，他們的主要論證是自戕的。而且，條件分析與「無心人」直覺不相容：那種直覺的可能性本身就提示著他們兩個人的分析是錯誤的。[8]235-253霍威爾(R.Howell)對傑克遜(Jackson)的知識論證(Knowledge Argument)做了新的解讀。傑克遜為副現象主義(epiphenomenalism)所作的知識論證表明，就關於顏色的視覺經驗而言，物理信息是不完全的，感受質等心理現象不是大腦中發生的物理過程或物理現象。儘管關於知識論證人們曾經做出各種不同的回應，但是這些回應都可以歸結到一點，即當一個人得到一種經驗時，他一定有某種認知上的收穫。霍威爾提出，傑克遜的知識論證不應當被看作是反物理主義的論證，而應當被看作是關於客觀理論之不完全性的論證。他指出，知識論證實際上表明的是客觀理論不能提供關於世界的完全的理解。在這種解讀之下，客觀的二元論和客觀的物理主義都為知識論證所拒斥了。霍威爾認為，應當探討一種「主觀物理主義」的觀點。[9]459-168

最後，英美哲學家對形而上學問題的研究出現了新的復興。他們開始重新評價20世紀初對形而上學的反對態度，試圖從哲學史中尋找形而上學在哲學中的位置。這部分的工作主要圍繞對具體哲學家的形而上學思想的研究，如歐文(G.E.L.Owen)對亞里士多德本體論的研究，科廷漢姆(J.Cottingham)對近代理性主義哲學家形而上學思想的研究，皮平(R.B.Pippin)對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研究，等等。這些研究成果直接導致了英美哲學界對形而上學問題的重新重視。哲學家們也開始注重把現代哲學的發展放到形而上學討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現代哲學與形而上學之間的密切關係。胡塞爾的第一哲學觀念和維特根斯坦的神秘之域引發了當代西方哲學家們對當代哲學的形而上學意義的討論，試圖用形而上學問題重新詮釋當代哲學的發展，由此說明當代哲學與整個哲學傳統的聯繫。這種研究方法已經成為當今英美哲學家處理形而上學問題的主要方式。同時，哲學家們開始注意對形而上學問題的整理和專題研究，許多傳統的形而上學問題得到了重新詮釋，如存在問題、共相與殊相問題、因果問題、時空問題以及自由意志問題等，還有一些新的形而上學問題得到了-闡發，如可能世界問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問題、科學中的形而上學問題等。如英瓦根(P.V.Inwagen)和齊默爾曼(D.W.Zimmerman)主編的《形而上學：大問題》、塞德爾(T.Sider)、霍桑和齊默爾曼等人編的《當代形而上學爭端》等著作。

當然，進入21世紀後，西方哲學家們在分析哲學內討論了大量問題，以上領域中的問題僅僅是他們所討論問題的一小部分。哲學家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問題研究出現了明顯的回歸傳統的傾向，從哲學史中尋找思想資源並以哲學家們的經典論述作為問題討論的出發點成為當前分析哲學研究中比較明顯的標誌。第二，問題研究更多地結合當前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並隨時把哲學研究與科學研究結合起來，特別明顯地顯示出哲學家們試圖為科學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動意向。此外，在當前的分析哲學研究中，出現了各種理論主張並存並且相互批評的局面，這說明分析哲學正處於一個新的轉變和發展時期。

3.尋求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共識

當代分析哲學的發展趨向之一就是與歐洲大陸哲學傳統之間的接觸和互動越來越多。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各自發展中所面臨的一些具體哲學問題，一些開明的哲學家開始促進這兩個傳統之間的溝通和對話，願意跨越二者之間的鴻溝。一些分析哲學家也發表了著作和文章，認真地研究大陸傳統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胡塞爾、福柯和哈貝馬斯。同樣地，在法國和德國也有一些哲學家對分析哲學的方法和問題很感興趣，出現了新的分析哲學期刊和學會。近20年來這種趨向更加明顯，越來越多的分析哲學家們不滿足於這兩個傳統之間的割裂，希望自己能夠更多地了解大陸哲學的內容，如英國牛津大學的達米特、美國紐約新學院的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英國里丁大學的格倫丁寧(Simon Glendinning)。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尋求溝通這兩個傳統之間的途徑，如達米特就主張回到二者分裂之前來尋求它們融合和互動的可能性和方式。也有一些英國哲學家開始研究大陸傳統中的一些哲學家，如黑格爾、海德格爾、福柯、梅洛-龐蒂、列維納斯等。而且一些學者不願稱自己的研究為大陸哲學或分析哲學，他們不願再使用這樣的標籤，而寧願稱自己只是在做哲學研究，而不是大陸的或分析的，他們認為二者之間的這種區分已經沒有意義了。當然，這種想法的前提是，他們認為二者之間有了越來越多的交叉和互動，已經無法或很難將某種研究只劃分為大陸哲學或分析哲學了。如牛津的馬爾霍爾(Stephen Mulhall)利用分析哲學的方法來解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很難將這樣的哲學稱之為大陸哲學或分析哲學。同樣，克里奇利也在利用分析哲學的方法和技巧分析大陸傳統的哲學家的思想，如福柯、列維納斯等。在美國，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的互動主要表現在羅蒂的哲學中。羅蒂在《哲學和自然之鏡》(1979)後又陸續出版了一些著作，進一步闡發他的「後哲學文化」的觀點。雖然羅蒂的觀點在美國學院派哲學主流中並不佔有重要地位，但在美國的一般學術界和思想界中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力。近些年來對羅蒂思想的批評和討論，引發了對英美哲學家對哲學的性質和作用的重新思考。還有一些美國哲學家對歐洲大陸哲學表現出了濃厚興趣，出版了一些對這兩種哲學傳統進行比較研究的著作，譬如斯泰坦(Henry Staten)的《維特根斯坦和德里達》(1984)、惠勒(Samuel C.Wheeler)的《分析哲學的解構》(2000)等。由於羅蒂等人的工作，後現代主義哲學成為當代英美哲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哲學視角，在一定範圍內甚至成為一種哲學話語的霸權，就是說，對一切問題的討論都可以放到後現代的語境中，譬如就有哲學家把蒯因之後的分析哲學稱作「後分析哲學」[威斯特等人編輯的《後分析哲學》(1989)一書]，把以歐洲大陸哲學的視野解釋的科學哲學稱作「後現代的科學哲學」[如巴比奇等人編輯的《歐洲大陸和後現代視野中的科學哲學》(1995)]，等等。在這裡，我們主要考察分析哲學家們在這兩種哲學傳統之間比較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首先，確立分析哲學與現象學之間的邏輯聯繫。

弗雷格與胡塞爾之間的關係一直被看作是分析哲學與現象學思想交流的主要話題。這不僅是因為這兩位哲學家之間有一些令人關注的個人交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在某些思想出發點上有著一些在後人看來驚人的相似，而這些看似相似的出發點卻引發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傳統。這些顯然都足以引起哲學家們的極大關注。在西方哲學界，較早關注到這兩位思想家之間關係的是著名的挪威哲學家弗萊斯達爾(D.Fφllesdal)，他在1958年的著作《胡塞爾與弗雷格》中就較為全面地考察了這兩位哲學家思想之間的內在關聯，特彆強調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對胡塞爾思想的深刻影響。在弗萊斯達爾的影響下，一些哲學家也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弗雷格與胡塞爾之間的關係，例如，英國哲學家索羅門(R.C.Solomon)就在1970年的文章《涵義和本質：弗雷格和胡塞爾》中強調了兩者之間在意義問題上的重要分歧，同時表示，在胡塞爾與弗雷格之間有一場「痛苦的遭遇」。對胡塞爾與弗雷格思想比較研究最為重要的哲學家是印度裔的美國哲學家莫漢蒂(J.N.Mohanty)，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發表文章，討論這兩位哲學家之間的思想聯繫。1982年他出版了《胡塞爾與弗雷格》一書，奠定了他在英美與歐陸哲學比較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地位。對維特根斯坦與海德格爾哲學關係的研究也始終是哲學家們討論的熱點問題。哲學家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最早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初，當時德國哲學家阿佩爾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專門討論如何通過對這兩個哲學家思想的比較研究，尋求在英美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現象學之間的共同話題。這些文章引起了哲學家們的重視，開始討論維特根斯坦與海德格爾思想之間的某些相似性，並由此促使西方哲學家們試圖彌合在這兩個哲學家所代表的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深刻鴻溝，如馮·賴特、哈貝馬斯、施太格繆勒和羅蒂等人。

當代西方哲學家們對弗雷格與胡塞爾、維特根斯坦與海德格爾之間關係的分析和解釋，都表達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即他們思想之間的相似性表明了分析哲學與現象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一致，這種一致表現在歷史和邏輯兩個方面。歷史地看，弗雷格與胡塞爾之間有過思想上的交流，雖然他們對邏輯和數學的理解分歧明顯，但他們在反心理主義以及追求思想表達的嚴格性上卻是異曲同工；同樣，維特根斯坦與海德格爾同處於一個時代，雖然他們之間並沒有直接的思想交往，但維特根斯坦對海德格爾思想的理解卻是入木三分。這些都使得現象學和分析哲學可以被理解為同一棵「大樹」上生長出來的兩個不同果實，阿佩爾和羅蒂都把這棵「大樹」看作是對傳統哲學的反叛，而查爾斯·泰勒則看作是對人類生命意義的追求。邏輯上看，早期分析哲學家關心的是科學理論術語的經驗意義，他們希望通過直接的證實方法就能確定語詞的意義，而胡塞爾現象學的出發點是要擺脫傳統哲學的理論束縛，希望通過本質直觀達到對事物的把握。他們的不同在於，維也納學派希望得到對經驗命題意義的澄清，而胡塞爾則希望得到關於意識活動的客觀描述。當然，我們無法從邏輯上把這兩種不同哲學思想看作具有相同哲學目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瀰漫於整個20世紀的關於這兩種哲學傳統之間存在巨大鴻溝的公認說法。我們的目的僅在於，通過分析這兩種哲學傳統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思想聯繫，尋找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出現的這兩種哲學傳統之間開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邏輯原因。

其次，確立分析哲學與詮釋學之間的互補關係。

越來越多的分析哲學家和詮釋學家開始意識到，這兩種哲學傳統在理解和說明問題上的觀點具有某種互補的作用。1968年阿佩爾在維也納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一種從認知人類學觀點出發的科學理論構想，即在科學主義與詮釋學之間存在著某種互補的可能性。他把科學理論不僅理解為科學主義傳統中的科學概念，而且理解為包括了詮釋學以及意識形態批判在內的精神活動產物。他所謂的「認知人類學」是指對認識可能性條件的探究，這樣的條件不僅指對於意識來說是一種客觀有效的、統一的世界觀條件，而且是使一個科學探究有可能成為有意義探究的所有條件。在這裡，前者可以被理解為科學主義傳統始終倡導或追尋的條件，而後者則是詮釋學致力於探究的條件。阿佩爾的工作激發了具有不同哲學背景的哲學家們的極大興趣。在詮釋學方面，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竭力表明，把傳統的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森嚴壁壘式的界限消解在理解和說明之中，這的確為我們更好地解釋意義和重建理性觀念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或掃清了道路。分析哲學哲學家們則更加關注如何以詮釋學的方法探究對自然科學的解釋和理解等問題。這些哲學家們逐漸形成的一些基本觀念是，在對自然科學的解釋過程中，意義優先於技術，實踐優先於理論，具體情況優先於抽象論述。他們特彆強調庫恩的不可通約性思想和蒯因的翻譯不確定性思想與詮釋學之間的相通之處，即兩者都把科學哲學的研究看作是一種對歷史文化結構的揭示，因而在這種思想背景中，意義、實踐和具體情況就構成了科學解釋活動的核心和出發點。弗萊斯達爾明確指出，自然科學研究的現象並非像通常認為的那樣完全脫離精神活動，而詮釋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界限也並非涇渭分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研究的主題上都是相似的，這個主題都與意義密切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哲學家與歐洲大陸哲學家不僅在詮釋學理論研究上取得一些共識，而且在組織形式上也有合作。1993年歐洲大陸成立「詮釋學和科學國際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rmeneutics and Science)，最初只是一些專門研究詮釋學和現象學傳統的歐洲大陸哲學家聯合組成的學術團體，但很快吸引了眾多來自美國以及其他英語國家的哲學家參加。該學會每年在世界各地召開學術研討會，專門討論詮釋學與自然科學、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等之間的關係問題，主要目的是用詮釋學的方法處理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問題，這些討論無疑推進了分析哲學家與詮釋學家之間的思想交流。

三、分析哲學運動的現實意義

對分析哲學運動歷史的完整梳理，不僅是對當代哲學發展歷史的歷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對近代以來西方哲學變遷的邏輯說明。「分析哲學已經走進歷史」展現的是兩種不同的緯度：一方面，我們需要通過對分析哲學歷史進程的描述才能真正看清當代分析哲學的邏輯和問題；另一方面，分析哲學本身也是通過對西方哲學發展的歷史回溯，尋找自己未來發展的可能道路。這些都表明，分析哲學運動歷史的邏輯與整個西方哲學思想之間具有深厚的思想關聯，而分析哲學運動的性質也正是通過這種歷史的考察才得到更為清晰的展現。

從哲學性質上看，分析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看作近代哲學在當代的延續：對語言和意義的考察正是對思想本身的邏輯研究；對真理和理解的解釋直接反映了近代哲學追問思想客觀性的要求；對科學性質的說明則在根本的意義上推進了近代哲學家們對思想邏輯的本質訴求。可以說，當代分析哲學的興起恰好是哲學家們對德國古典哲學抽象思辨的反叛，也是對從笛卡爾到休謨的西方近代哲學推崇理性、追尋自然的傳統的回歸。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分析哲學運動與西方近代哲學之間具有天然的思想聯繫。通過對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梳理，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學自身的獨特性質。

分析哲學運動對當代哲學的深刻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分析哲學的基本觀念已經滲入當代哲學研究的眾多方面，經歷了「語言轉向」後的西方哲學已經表現出了與傳統哲學不同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由於科學理性精神始終貫穿於分析哲學方法，因而與當代科學最新發展密切相關的分析哲學運動必然把科學與哲學緊密地聯繫起來，由此推進了當代哲學自身的發展。

首先，在當代哲學中，無論是在語言哲學、心靈哲學、邏輯哲學或是在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歷史哲學等領域，對清晰性的要求始終被放到思想討論的首位。對哲學家們來說，只有建立在意義明確的概念基礎之上，哲學的討論才會是富有成效的。正是這樣一種觀念，使得分析哲學不再被簡單理解為只有在英美哲學中才具有的哲學立場和方法，而是被看作一切哲學研究應當具有的基本原則和前提。這在歐洲大陸哲學中也有明顯的表現。如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包含的對思想清晰性的追求始終是胡塞爾哲學討論的基礎，德里達和哈貝馬斯等哲學家對分析方法的運用並非直接表現在他們的語言表達上，而是反映在他們闡述自己思想的邏輯之中。

其次，分析哲學運動對當代哲學的深刻影響還表現在重新確定了哲學與科學的互動關係，從科學的最新發展中尋找哲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並以科學給人類帶來的雙重影響重新認識哲學在當代科學和社會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從科學的角度看，早期的分析哲學家們都是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他們都在自己的科學研究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因此，他們自覺意識到科學研究方法對哲學改造具有關鍵性作用，由此造就了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的哲學。在這種意義上，自然科學本身成就了分析哲學運動發展。但從更深層次上看，分析哲學運動不僅來自與自然科學發展的密切聯繫，而且對當代科學的發展本身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現代人工智慧和認知科學研究就建立在對身心問題的哲學思考的基礎之上，認知、語言、心靈、智能、信息等早已成為當代哲學和科學共同討論的領域。

四、分析哲學運動對中國哲學發展的影響

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分析哲學運動之間存在著「雙向重疊」關係：一方面，哲學學科從西方引進中國的歷史正是分析哲學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歷史，當代中國哲學見證了分析哲學在中國的歷程；另一方面，分析哲學運動從其肇始就被引入中國哲學界，甚至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的邏輯起點，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與分析哲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分析哲學運動對中國哲學的直接影響顯而易見。

首先，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就是按照西方哲學的模式，而早期的當代中國哲學家則基本上是以分析的方式完成對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按照西方哲學的思路重新梳理了中國思想史，由此構成了一門新的哲學學科。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更是明確用邏輯分析的方法處理中國哲學中的基本問題，張岱年的《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也是用概念分析的方式解釋了中國哲學概念的意義。由此可見，中國哲學學科的確立是與西方哲學密切相關的，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西方哲學，特別是沒有邏輯分析的方法，就不會有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

其次，當代中國哲學是在與西方哲學的交流、較量和對話中發展壯大的，中國哲學發展的每一步是與西方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西方哲學的影響沒有完全形成正比關係，但中國哲學卻始終從西方哲學那裡得到重要的思想資源，並通過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和批判而逐漸發展壯大。從第一代實證主義者孔德和穆勒開始，到第二代實證主義者馬赫，再到第三代實證主義者維也納學派，中國哲學界對這些哲學思想都耳熟能詳了，無論是通過什麼方式獲取了他們的思想和對待這些思想。20世紀80年代後的中國哲學發展基本上是在彌補分析哲學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從羅素、維特根斯坦到卡爾·波普，從早期科學哲學到庫恩、費耶阿本德，從日常語言學派到蒯因、普特南，這些哲學家的思想都曾在中國當代哲學的語境中反覆出現，有的哲學家思想甚至一時成為社會思想的重要來源。事實上，分析哲學家們的思想和概念已經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一部分。

再次，隨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愈加密切，中國文化和哲學愈加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西方哲學家們更多地通過對話和交流與中國哲學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一方面，西方著名的分析哲學家紛紛與中國哲學家開展實質性的學術合作，如在中國和在英美等國聯合舉行國際會議，共同出版雙語學術文集，共同進行項目合作研究等。這些都將直接對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另一方面，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必須以世界各國哲學的互動為前提，特別是中國哲學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固化形式必須能夠為世界各國文化所理解，這就要求當代中國哲學家們要以具有更為廣泛的普遍性要求的思想表達方式客觀呈現自己的思想。把內在的思想轉化為客觀的呈現，這就需要中國哲學界更多地運用分析的方法處理中國傳統哲學和當代哲學的思想資料，並以客觀的方式與西方哲學界展開對話和交流。

最後，分析哲學運動對當代中國哲學的影響更主要表現在實現分析哲學話語的本土化轉換。通過與分析哲學家們的思想交流和對話，中國哲學家們已經開始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討論當代分析哲學中的重要問題和前沿問題，並與西方哲學家們共同回答對當代哲學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老一輩當代中國哲學家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榜樣：胡適和馮友蘭以邏輯分析的方式處理了中國思想史上的哲學資源，張岱年又以概念分析的方式闡述了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概念範疇的演變，這些都已經成為西方哲學家們理解中國哲學和文化的主要資料來源。隨著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愈加密切，中國哲學家與西方哲學家直接的交流愈加頻繁和常態，當代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思想也會逐漸進入西方哲學的話語，並成為分析哲學運動中一個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分析哲學運動與當代中國哲學的雙向作用更加證明了分析哲學運動對當代哲學的深刻影響，也反映出中國哲學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都與分析哲學運動有著直接的歷史和邏輯聯繫。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分析哲學運動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哲學的邏輯起點。

收稿日期：2016-09-21

注釋：

該系列叢書由英國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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