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後，這件外銷瓷精品跨海歸來

在上海博物館館藏瓷器中，有一件造型奇特的雙管瓶，這是一件清代康熙年間生產的外銷瓷器，由景德鎮製造，銷往遙遠的歐洲大陸。

景德鎮窯青花果樹紋油醋瓶 清 康熙

重量3120g高44.8厘米 口徑11.5厘米 足徑11.65cm

雙管瓶是一種造型非常特別的器物，雙口連體，器腹中間隔斷不通，可以同時盛放兩種液體（圖1），其來源可能與16世紀義大利當地一種軟陶油醋罐有關，因而亦可稱之為油醋瓶。

圖1雙管瓶的內部結構

類似的器物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歷史博物館和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圖2）也有收藏，只是在器身裝飾上略微有些不同。

圖2雙口調味瓶約1700年高19厘米

布魯塞爾皇家藝術歷史博物館所藏一對的其中一件

館藏的這件油醋瓶直接仿製自歐洲的玻璃器（圖3），通體用青花滿繪花、果和昆蟲，可以辨認的有葡萄、石榴、桃子、牽牛花、菊花、蘭花以及蝴蝶和蜻蜓，繁而不亂（圖4）。雙管的外口沿和圈足上都有一周三角形的波浪紋，雙管的內口沿還有一圈捲雲紋（圖5組）。整器造型新穎，紋飾豐富，畫風草逸，是民窯外銷瓷中的精品。

圖3有字母「A」（aceto，醋）和字母「O」（olio，油）的調味瓶

約1575-1578年「美第奇瓷器」（軟瓷），佛羅倫薩燒制高15.2厘米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圖4景德鎮窯青花果樹紋雙管瓶花紋細部

圖5景德鎮窯青花果樹紋雙管瓶口沿花紋

景德鎮窯青花果樹紋雙管瓶共有一對（圖6），均來自於荷蘭收藏家倪漢克先生的捐贈，是他的外祖父、父親及其本人歷年來共同收藏的外銷瓷中的精品。

圖6景德鎮窯青花果樹紋雙管瓶（對）

倪漢克先生的外祖父本·范·希斯（Ben van Hees）自20世紀20年代晚期即開始收藏中國外銷瓷，他的父親也非常著迷於這種精美的器物。而這些瓷器上的奇妙設計和紋飾深深的吸引了當時年幼的倪漢克，他好奇瓷器上畫的男人為什麼都穿著裙子，留著長發、還扎著馬尾，於是便開始學習欣賞中國瓷器並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收藏（圖7）。

2007年，倪漢克先生參與贊助了上海展覽中心舉辦的歐洲19世紀繪畫藝術博覽會，並參觀了上海博物館。在這裡，他飽覽了對他來說極為罕見的官窯瓷器，也發現對中國本土而言，在歐洲相當常見的中國外銷瓷卻十分稀少。這使他決定將家族三代人收藏的瓷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讓那些外銷瓷器在三百年後結束歐洲大陸的旅程重新回歸中國。2008年，倪漢克先生珍藏的97件瓷器悉數入藏上海博物館，並於次年「海帆留蹤——荷蘭倪漢克捐贈明清貿易瓷展」中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它們迷人的風姿。

圖7：倪漢克先生陳列外銷瓷藏品的柜子

這件柜子原置於倪漢克於1990年購入的一幢1885年代的住宅中，專門用以擺放他的青花藏品。從1991年繼承了其父的收藏後，倪漢克繼續了家族的收藏活動，使藏品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40%。多年後倪氏出售房產時考慮處理這批珍貴的收藏，為了能確保它的完整性，他決定將其捐獻給公共的博物館。

異域風情

雖然具有無可置疑的景德鎮青花製作特色，果樹紋雙管瓶的造型和裝飾卻充滿了鮮明的異國情調，這在倪漢克先生的捐贈品中並非孤例（圖8組），而在同時期的外銷瓷中也屢見不鮮（圖9組），這些作品很顯然屬於當時「來樣訂燒」的產物。

儘管沒有取得外銷瓷貿易的先發優勢（圖10），荷蘭卻是中國瓷器在歐洲得以普及的最主要推手。

圖8景德鎮窯青花鏤空仕女圖果籃托盤清康熙（1662-1722）

籃高12.2厘米，口徑21.2厘米，足徑14.7厘米托盤高3厘米，口徑24.3厘米，足徑13.7厘米

倪漢克先生捐贈

這是一套盛放果實的用具，籃腹與托盤寬折沿出鏤空菱形紋，頗似竹藤的編織痕；菱形花四角及花瓣曲折處均用青花點斑，籃及盤內底繪青花仕女撲蝶圖，口沿飾錦地花卉紋，日用與裝飾完美結合。康熙年間銷往歐洲的瓷器中類似的外國來樣訂單作品很多，部分品種如這種果籃托盤在康雍乾三朝均很流行，康熙朝以青花居多，後又出現粉彩製品。

圖9奶壺1725至1735年高22.5厘米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歷史博物館藏

這是一件件裝飾有中國古代仕女圖案的五彩奶壺，鑲銀部分是在十九世紀時所加。平蓋、三角形的流和奶壺型制是仿自歐洲銀器或瓷器，口沿和蓋上花環也反映了受到歐洲紋樣的影響，可能是荷蘭市場訂燒的作品。

圖10唐長沙窯青釉褐斑貼花人物圖壺高21.8厘米 口徑6厘米 底徑14.6厘米 腹圍53.8 厘米

中國瓷器的外銷可以遠溯至唐宋時期，當時的瓷器貿易主要沿著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進行。長沙窯是唐代著名外銷瓷窯口，這件青釉褐斑人物貼花壺發現於上海青浦青龍鎮遺址，這裡是唐代重要的外貿港口。宋元時期福建的泉州港是重要的瓷器中轉口岸，明代初年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航海活動也進一步促進了瓷器的出口。但直到十五世紀之前，中國瓷器的輸出主要限於東亞、中東及東南亞諸地，明初以來實行的海禁政策也使得瓷器貿易以小規模的朝貢交易和走私貿易為主。

從17世紀初開始，荷蘭繼葡萄牙後取得海上霸權（線路圖），同時也成為中國瓷器的最大代理商（圖11組），1619 年，他們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設立總督，築城設防，使其逐漸成為荷蘭人經營東方的重要基地，以此為據點，大量開展瓷器貿易。

圖11景德鎮窯青花帆船圖花口盤

清 18世紀高3.7厘米 口徑26.6厘米 足徑15.5

倪漢克先生捐贈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依靠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開始了在遠東亦商亦盜的國際貿易，其攻擊的首要對象即葡萄牙。1602年和1604年荷蘭先後截獲了葡萄牙商船聖地亞哥號和凱莎琳娜號，並將船上的數十萬件中國瓷器運抵阿姆斯特丹拍賣。這次拍賣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以致後來這兩艘船上的瓷器都被以這種巨大戰船的名字「克拉克（Crarack）」來命名。這件青花盤上的圖案即克拉克帆船，是14-17世紀典型的大型貿易船。

1624 年，荷蘭人在佔領台灣及澎湖列島之後，台灣也迅速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又一個瓷器貿易中心。據統計，從明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80年中，至少有一千六百萬件中國瓷器被荷蘭商舶運載到了世界各地，即便是18世紀失去了瓷器貿易的壟斷地位後，瓷器貿易仍維持了高額的利潤（圖12組）。

圖12繪有廣州珠江邊十三行圖案的潘趣碗

明末清初的中國政局動蕩不安，農民起義、朝代更迭接二連三，海禁政策也時緊時松，使瓷器的生產和外銷都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之下。但荷蘭人表現出超凡的商業組織能力。他們建立起採購網路，在控制數量、選擇種類款式、確定購銷價格，以至採購地點、模式，轉運分銷各殖民地商埠等方面都有成功的操控調配手段。他們真正把歐洲銷售市場的信息迅速反饋到中國，連結了瓷器生產者和歐洲客戶，使中國瓷器注入了歐洲文化因素。

早在十七世紀初，中荷瓷器貿易就已按照國際貿易慣例，採取簽訂銷售合同、預付定金的方式進行交易。作為東方瓷器商品在歐洲的主要代理，荷商收集不同國家的要求轉達中國，最後把運到荷蘭的瓷器分銷到歐洲各國。

圖13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786年在中國定製的咖啡壺設計圖樣

炭筆素描，12*17厘米

海牙國家檔案部

為了使中國瓷器能夠在荷蘭及歐洲暢銷，公司很快就主動向中國商人提供樣品（圖13組）。1635年，荷蘭商人第一次把歐洲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寬邊午餐碟、芥末罐、洗臉盆等做成木製的模型（可能是避免海運途中損壞），帶到廣州，請中國的瓷器匠師們模仿生產，然後在1639年，把試製出的首批樣品運到荷蘭。這些產品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們所生產的瓷器完全適合歐洲市民的使用，在歐洲市場上供不應求，瓷器終於走入了歐洲的普通人家（圖14）。

圖14中產家庭女子用青花瓷喝茶的室內場景油畫

老簡·約瑟夫·豪曼斯(1682-1759)繪，高46.7厘米，寬58.7厘米

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私人收藏

摹仿與創造

十五世紀歐洲商船來到東方，是新世界和舊世界的一次歷史性邂逅。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同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般精力瀰漫、充滿好奇，還帶著幾分莽撞和粗魯。而當時的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歷史悠久，文化深邃，手工業先進。歐洲人驚嘆於中華帝國的廣闊、富有、發達和優雅，迷戀這個國家慵懶、奢華和風情萬種的生活。中國風尚風靡世界，給歐洲人帶來新鮮的靈感和創意，激勵他們學習、摹仿並超越，而外銷瓷的風靡，則是這種「中國熱」的先導。

圖15 景德鎮窯青花西廂人物故事圖花口盤

清康熙（1672-1722） 高2.4厘米，口徑15.7厘米，足徑9 厘米

倪漢克先生捐贈

盤心開光繪《西廂記》佳期一折內容，宰相小姐崔鶯鶯與書生張君瑞幽會密約，丫鬟紅娘於窗外侍立。《西廂記》是明清十分流行的戲曲作品，在瓷器上常見的以其故事為藍本的裝飾圖案，在外銷瓷中也屢見不鮮。

中國外銷瓷的品種，早期以具有傳統本土風格的作品為主，造型花紋帶有鮮明的民族風，尤以青花瓷廣受歡迎（圖15）。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中國商人日益留意西方人的喜好，瓷器的形制、紋飾開始根據歐洲商人的要求而制定，或以傳統紋飾裝飾歐洲器形，或在傳統的中國器物上飾以西洋人物或紋章，乃至生產從造型到裝飾全盤西化的作品，使自己的瓷器更適應市場的需求。同時，隨著五彩、粉彩、琺琅彩瓷器的創燒和發展，中國外銷瓷的品種也更趨多樣化（圖16組）。

圖16托盤，茶杯及托碟

1735至1745年 托盤：直徑13.3厘米 杯：高3.7厘米 托碟：11厘米

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歷史博物館藏

飾以各色釉上琺琅彩圖案，描繪Valckenier家族的紋章，並冠以鷹紋，因其家族名稱與鷹字同音。外這家族在阿姆斯特丹是有勢力的商人，曾服務於荷蘭東印度公司，雅加達位居高職。例如Adriaan Valckenier在1737至1741年間曾任總督。傳世多套中國和日本瓷器都有飾以他們的紋章，只是顏色不同。但這套器物繪工較差，未見著錄，而紋章中由兩側新月伴著中間的樹榦紋樣幾乎不能辨認。至今仍未可確考這套茶具究竟為家族中哪位成員訂製。

在進口中國瓷器的同時，歐洲從未停止對瓷器原料和燒制技術的研發。晚明時期銷量最大的青花瓷器，一直是歐洲各國樂於仿製的樣本，它潔白質地上幽艷的花紋，具有冷艷深沉的美感。荷蘭的代爾夫特窯在17世紀專門燒制模仿中國青花的白釉藍彩陶器，裝飾歐洲人喜愛的中國圖案。在同時期當地最著名的畫家維米爾的作品中，我們就能看到這種叫做「代爾夫特」的陶器（圖17）。

圖17 維米爾倒牛奶的僕人

18世紀德國人首次成功燒出了真正的硬質瓷器，一位名叫約翰·夫里德里克·波特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的鍊金術士，在被酷愛瓷器的薩克森君主奧古斯特二世囚禁於城堡數年之後，終於在1708年1月15日成功研製出歐洲第一件原創高溫硬質瓷（圖18）。

圖18 麥森壁畫瓷器的創燒

1710年皇室在德雷斯頓附近的麥森（Meissen）成立了歐洲第一家瓷器製作工廠。此後300多年來，麥森瓷器一直貴為歐洲第一名瓷（圖19）。同一時期，法國傳教士昂特雷科萊（漢名殷弘緒），於1705年抵達中國瓷都景德鎮，暗中偷習中國制瓷秘訣長達七年之久，並於1712和1722年先後兩次致信奧日神甫告知瓷器成分配比和燒造工藝，致使西方國家終於在數年後成功仿製了中國瓷器。至此，歐洲瓷業取得了革命性的發展。

圖19 德國麥森青花瓷塑三女托盆

19世紀 口徑23.6厘米，底徑13.6厘米，高31厘米

輸出與反饋

中國瓷器對歐洲的影響遠遠不止於陶瓷工藝的發展。瓷器清潔、緻密、耐熱並易於清洗的特點，使歐洲人找到了更為衛生實用的飲食器皿，從而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日用品革命，改變了長期使用木質或陶質器皿就餐的習慣。當時的貴族們甚至覺得瓷器是比金銀器皿更為珍貴的器具，而1614年出版的一本描述阿姆斯特丹情景的書證實，當時瓷器已成為「普通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具」。

明清外銷瓷的東方情調給歐洲人帶去了迥異於以往一切經驗的藝術感受，也給他們帶來了全新的藝術靈感。17-18世紀西方藝術史上巴洛克風格向洛可可風格轉變，清雅活潑，柔和優美的作風取代了原先豪華濃艷，凝重飽滿的風格。而中國瓷器獨特的色彩搭配，優美的器物造型，婉轉的彩繪線條和出人意料的構圖布局無疑給歐洲藝術帶來了豐富的創作資源。這一時期歐洲的園林建築，家居、服裝和器物上的花鳥裝飾以及中國風味的繪畫（圖20組）等等，無不受到中國瓷器藝術的孳乳。

圖20 逑園景色

逑園是18世紀著名建築家錢伯斯設計的英中式花園，以富於中國園林和建築的風情著稱，其中的中國式塔是當時非常受歡迎的人造景觀。

大規模的瓷器外銷同樣也給中國人帶來了新世界的風景。海外市場的不斷擴大，對瓷業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產技術上為提高生產速度, 制瓷工具有了重大突破, 成型多了旋坯車, 施釉採用吹釉法。瓷業分工不斷細化，其複雜精細在古代中國同行業中絕無僅有。制坯作坊內部分工精細，「過手七十二, 方克成器」，粉彩繪畫分畫工、染工，畫者不染，染者不畫。

隨著越來越多的訂單提出了新的式樣和圖案需求，「洋器」日漸流行。這些作品的樣本大多來自歐洲人的版畫，而其繪畫風格，則是「均以西洋界算（透視）法行之。尤以開光中繪泰西婦孺者為至精之品。」為了保證繪畫的質量，清代康熙年間出現了由景德鎮燒制瓷坯，運往廣州進行彩繪的「廣彩」瓷器（圖21組）。

圖21 19世紀畫「中國工人在廣州瓷器廠」（1825年）

總之，到18世紀中期，在沿海開放地區和北京的宮廷之中，洋人、洋器、洋畫已經是不足為奇的景象。然而中國人對這些新玩意的興趣也僅止於此，固有的傳統依舊強大，外國貨和他們所代表的異域風情只能作為原先生活的點綴。發達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滿足於自給自足、優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和節奏，從皇帝到平民，都不想有所改變，也確實沒有改變。

終於，隨著歐洲、日本日益成熟的瓷器生產為西方提供了新的選擇，華瓷壟斷海外高端瓷器市場的局面被打破了。始終保持著作坊式生產和官營貿易的中國瓷器無論製造和銷售都不能滿足飛速發展的形勢，每況愈下，逐漸衰落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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