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談論Bernie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本文作者鍾思騁，本文刪節版於2016年4月28日首發於騰訊新聞。
四月十日，紐約布魯克林的Coney Island，晴天，微涼。沙灘上擁擠的人群排成的隊伍望不到頭。沒有抗議，沒有種族紛爭，陽光下只聽見人們掀起一陣又一陣「伯尼! 伯尼!」的聲浪，歡呼著迎接滿頭銀髮的老人入場，彷彿這裡是一場二十一世紀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
這又是一場被圍得水泄不通的桑德斯支持者集會，離這位年過古稀的總統候選人20米遠，密密麻麻地擺滿CNN，CBS，ABC的攝像機。「瘋了，這真是瘋了!」，與筆者同行的朋友不忍感嘆。
眼前發生的一切，的確早已超出我們想像的邊界：大約一年前，當這位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佛蒙特參議員宣布參與2016年美國大選時，大概沒有一家主流媒體可以預料到，他們的攝像機，在一年之後，竟會齊刷刷地對向這個民主黨政治體制的局外人；哪怕是最極端的自由派，也很難預料到，這位在美國政治光譜上在極左這一端的伯尼·桑德斯，在此刻居然站在了民主黨初選的暴風眼。支持他的潮流，竟在高中和大學的校園裡造成了同輩壓力。
這一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從一部紀錄片講起
1979年，距離馬丁·路德·金的那場激蕩人心的演講已經過去了16年，芝加哥暗潮湧動的學運和伯尼因為為非裔平權而被捕也同樣是16年，屬於自由與嬉皮士的60年代早已在後朋克和平克弗洛伊德的噪音里過去。那一代在內戰紀念水池前見證歷史的嬉皮士們，此刻已步入中年，散布在加利福尼亞、紐約和新英格蘭，成為教師，文員，秘書，木匠和所有不會在歷史課本里再次出現的人。38歲的伯尼，也屬於這千萬個不再嬉皮的嬉皮士中的一員。
在之前，結束木匠和自由寫作者的生涯，他以極左，反戰，支持社會主義的自由聯合黨（Liberty Union Party）的身份參選過兩次州長，甚至迫使州長選舉只能通過州議會決定，這場對於自由聯合黨而言劃歷史打破兩黨政治的選舉，同時卻也幾乎耗盡了黨的財政，三年後的1977年秋天，伯尼正式退出了這個政黨。
伯尼隨後在「美國人民歷史協會」（American People』s Historical Society）找到了工作。短暫遠離喧鬧的政治，他的內心也許可以在歷史、寫作和導演中得到些許安寧。然而，骨子裡的反叛精神讓他註定無法真正安靜下來。
1979年38歲的伯尼想以特別的方式向他青年時代的偶像獻上最高的敬意——他要為EugeneV. Debs拍一部紀錄片。
在美國的左翼運動里，Eugene V. Debs，這個為工人權益奮鬥一生的工會領袖，無疑是一座偉大的豐碑。Debs出生在印第安納的法國移民家庭，14歲便輟學去當鐵路工人。1894年，經濟危機襲來，鐵路工人收入大幅下跌，他嗅到了改變與革命的機會：Debs發動了美國鐵路工會的工人們一起參與到針對不公收入的罷工。超過二十五萬的底層人民，發出了「Enoughis Enough」的怒吼。資本家和政府回應的方式簡單粗暴：軍隊鎮壓，逮捕領袖。就這樣，Debs入獄了。牢房裡的Debs，卻並未因失去自由而感到沮喪；在牢欄後，他似乎發現了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他開始讀馬克思，社會主義這個新潮而先進的理念震撼了獄裡的這個中年人。
出獄後， Debs創立了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多次參選總統，衝擊白宮的寶座，但終於在1918年被主流社會所打倒——他因臭名昭著的Sedition Act（1918煽動判亂法案）再次入獄。1920年，他在獄中再一次決定參選，期望著衝擊這個對他而言不公且腐朽至極的體制。那一年，在獄中的Debs拿到了超過92萬張選票。
這一切都被紀錄在了1979年，那部默默無聞的紀錄片里。Debs對社會主義的熱血與堅持無疑鼓舞了作為後來人的伯尼。在芝加哥，伯尼也曾參與過Debs創立的社會黨的分支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並加入了多個旨在為少數族裔平權的團體。
1981年，面對五連任的民主黨人，以獨立身份參選的伯尼贏得Burlington市長競選。勝選後，伯尼將Debs的畫像帶進了City Hall。在那個冷戰最激烈的年代，他在市長任上公開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他高聲批評著里根政府的對外擴張和在中南美援助政府屠戳共產主義者，他甚至請來Chomsky，這個最著名的左翼公知在市政廳發言，批判頑固保守的里根政府。在Burlington，他竭力避免濱河區塊被大房地產商收購，「Burlingtonis not for sale」，他說，這個城市屬於人民與自然。他為community-trusthousing提供財政支持，成立進步聯盟，把Burlington這個可愛的城市打造成了左翼政策具體實現的最前線。1987年，伯尼甚至和當地的民謠歌手們一同錄製了一張民謠專輯We Shall Overcome，痛斥戰爭，階級矛盾和貧富不均。
快被歷史所遺忘的Debs，戲劇性地在一個佛蒙特郊區的白人老頭身上，得到了再生。
從佛蒙特走向國會山，幾十年從未改變
在當了三任市長之後，伯尼成功當選了佛蒙特的眾議員。在國會山上的辦公桌上，至今我們仍可以看見Debs的名牌被擺在伯尼的辦公桌上，閃閃發光。
在國會山上的二十五年里，伯尼從未為他的政治理想彎頭低腰：反戰，平權，社會主義。
25年前，伯尼說，1%的支票是對我們民主體制不可逆的破壞；25年後，伯尼仍然說，我們應該要改變這樣一個0.1%的凈資產比50%的底層人民還多的資本主義社會。
他拒絕成立Super PAC，他拒絕大公司和資本世界的支持；僅在2016年2月，他就收到4200萬美元的捐款，這140萬份捐款全部是小額捐款，平均值為27美元。
25年前，伯尼說LGBT人群和異性戀享有同樣的權利天經地義；25年後，伯尼還說，對於同性戀團體的歧視是不可接受的：1996年，當幾乎整個美國社會都在反對同性婚姻時，伯尼就為歧視同性戀群體的捍衛婚姻法（MarriageDefence Act）投上了反對一票。
25年前，伯尼說戰爭永遠是解決問題的下下之策，25年後，伯尼依然是一尊反戰老炮：當恐懼籠罩人心，小布希和切尼鼓吹著對恐怖主義的戰爭時，他又與希拉里和建制派站在了不同立場，堅定地反對武裝干涉中東內政。
25年前，伯尼堅定地相信醫保和一個能負擔的起的高等教育應該是每個人觸手可得的；25年後，伯尼仍然支持醫保是作為一項公民權利，並支持公立大學免學費，在這場大選里，他不斷提出向富人徵收重稅，以期讓免費公立高等教育變成可能。
追溯完從Burlington到國會山的小半個世紀，我們或許會開始有些明白，為何他的支持者對這個「糟老頭」愛得如此深沉。
年輕人，我們為何愛「社會主義者「伯尼
2015年的夏天，#FeelTheBern這個話題標籤開始在推特和臉書上病毒式地傳播開來。由一個粉絲團體「Peoplefor Bernie」所打造，這個簡單好記又有幽默意味的話題標籤，馬上隨著對伯尼的支持而攻佔了全國各地的大學與高中。從去年的七八月開始，帶有「Bernie」標記的T-恤、標牌和討論就已經佔領年輕人社交媒體的時間線。對於25歲以下，還在校園裡的年輕人而言，支持伯尼已然成為一種時尚。但如果表達對希拉里的欣賞，在同輩間則可能被「打倒成反革命」。
下面兩張圖可以看出，年輕人對於伯尼的欣賞與支持用「一邊倒」來形容都不能算誇張。在18歲以上的年輕人群體中，伯尼的吸引力與競爭對手相比致命得高。在這個權力與利益勾結，謊言與醜聞相交的時代，對於千禧一代（Millenials）而言，這樣一個幾十年如一日、真正「為人民而服務」、還有經驗的政治家，的確深得人心。
在生活方式上，年過70的伯尼也極力與年輕粉絲互動和靠近：在愛荷華初選造勢上和受年輕人追捧的獨立搖滾樂隊Vampire Weekend一起唱民謠；在體育館裡初選的時候，和粉絲一起交流甚至打籃球；成功利用社交媒體宣傳，在線上培育了為數眾多的粉絲群體（例如Peoplefor Bernie，Students for Bernie等等非官方組織）；在威斯康星的時候，一隻小鳥停在伯尼的講台上，伯尼也成功了利用社交媒體賣萌造勢，又帶火一個標籤#BirdieSanders。這些有愛而溫暖的細節，使得他看起來就像鄰家心態年輕的老爺爺，而非那個憤怒的政治家。
伯尼所塑造的誠實、接地氣和值得信賴的形象，在幾個月內迅速讓他收穫了極大的好評與認同。不少民調結果都顯示，與希拉里相比，伯尼的形象的確「正面」很多。
年輕人喜歡的不僅僅是他的人格，也是他所代表的政見，也即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早在伯尼宣布參選之前的2014年，在18-24歲這個年齡群中，對社會主義的好感也已高過對於所謂資本主義的好感。而在民主黨內，自己聲稱支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人則近乎一比一。
美國的年輕人怎麼了？很顯然，年輕人對這個「資本主義世界」很不爽。
中東戰爭的陰雲使得這一代人對於徵兵和打仗的充滿恐懼；同時，國內失業率雖有所下降，但年輕人的失業率一直在10%上下徘徊；中產階級不斷縮水，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人數卻不斷變多，如今0.1%的富豪所累積的財富，甚至已經快追趕上底層的90%。要知道，上一次出現類似的情況，還是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今天的資本主義，是否將會面臨大蕭條式的挑戰，對於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而言並沒有答案。他們享受著全球化，卻也遭受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未來、美國夢，這些詞語對於年輕人，早已支離破碎。對少數族裔來說，未來更加灰暗，等待著他們的，是因為抽大麻就會被捕入獄，是因為自己膚色就會有更高的幾率被警察搜查，是職業生涯的玻璃天花板……自己遭遇不公，或者眼睜睜看見自己同輩遭遇不公，同時對兩黨政治和相互貼標籤感到無比厭倦，迫使這些憤怒的年輕人開始在看起來不能給他們興奮感的建制派外找答案。
對於右翼而言，他們的答案是Trump；而對於左翼年輕人來說，他們的答案則是伯尼。
左右兩邊，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默契。但主流媒體將桑德斯和川普一起作為民粹的代表進行批評，反而激起了年輕人的不滿。兩黨極化下缺少溝通和理解，直接再一次導致年輕人向更極端的方向發展：紐約時報、CNN們越是批評伯尼的民粹與不切實際，越是導致桑粉們對於不被人理解的現實的失望和不滿。
主流建制派的確應該反思，在這樣一場左vs右，民主黨 vs 共和黨，建制派vs 反建制的戰役里，支持共和黨就默認支持反墮胎反同性平權反加稅，支持自由派就默認支持墮胎同性婚姻給富人加稅和女權，我們那根共同的底線，是否已經被無謂的貼便簽，幾乎瘋狂的站隊與劃分陣營給擦得越來越淡。
但不論如何，伯尼的確給失望的選民，尤其是獨立選民們提供了兩個政黨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但伯尼真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嗎？
說了這麼多，到頭來我們還是要問：伯尼到底算不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對於筆者而言，他是，也不是。當伯尼選擇以民主黨人身份參加選舉時，他已離「社會主義」這個詞有了距離。不同於歐洲的工黨和其他一眾社民黨派，民主黨從創始到現在，就不是也從來不是一個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群眾團體（massorganization），作為一個歸根到底還是資本主義政黨的候選人，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和托派而言，伯尼選擇了民主黨，就相當於背離了社會主義和工人們。然而，伯尼的政見與斯堪的納維亞式民主國家十分相似——高福利，全民醫保，免費高等教育。這些透露著濃濃改良色彩和與議會妥協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卻的確又反映著伯尼作為社會民主主義者一面。對於那些伯恩斯坦與改良而非革命的支持者而言，伯尼何嘗又不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影響美國政治的典範。
但他競選的真正意義，可能並非在於他是否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或者他關於斯堪的納維亞式民主的假想是否實際——目前來看他似乎很難贏得初選。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極端的候選人，伯尼Sanders首要的任務當然不會是奢想白宮，而是想如何將民主黨內最有希望當選總統的候選人，希拉里的政治立場將自己這裡拉。從這個角度看，伯尼所謂的喊空口號而無實際政策落實方案，只會召集群眾而不知妥協藝術，也都可以理解了。畢竟，只有一個持續不斷且足夠大聲的聲音，才能讓民主黨建制派的腳步繼續往左邊靠。
從這個角度而言，伯尼的競選無疑是成功的：為了吸引為數眾多的桑粉，希拉里已經從TPP的始作俑者，轉變成部分反對TPP和注重工人權益的搖擺派；從支持反恐戰爭，到承認自己也許犯下一些錯誤。很顯然，想要獲得桑德斯粉的支持和諸如Elizabeth Warren這樣極左政客的背書，希拉里從大選的最開始，就已經向左跨了好幾步。
更重要的，伯尼的競選還終於將「社會主義」這個曾今被污名化的詞帶入了美國人的生活。正如前文所講，在冷戰結束將近二十五年後，千禧一代在左翼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一次次衝擊下，對社會主義的欣賞度已經越來越高。「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在昨天恐怕還常常和獨裁，共產，和不自由聯繫到一起；然而在今天，這個問題在年輕人中卻常常和「公平」、「底層」、「平等」等等詞語常常一起出現。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馬克思，考茨基，托洛斯基與伯恩斯坦們遠不如通往奴役之路流行的國度，雖然社會主義的流行度隨著伯尼 Sanders的造勢越來越高，然而人們對於社會主義仍然沒有一個準確且一致的認識。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投票者里也有一千種不同的社會主義。但是，至少對話的大門已經被打開，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在接下來的這個十年里，或許將會被推到新的高度。
結語
Coney Island上，藍天白雲沙灘旁，伯尼頭髮花白，聲音滄啞。他已經快75歲了。這本不屬於這個他的時代，此刻卻用熾熱的目光注視著他，注視著一位本應安享晚年的古稀老頭痛斥華爾街、富人、保守派、共和黨和腐朽的建制派。他還是如此激情而真摯，熱血與蓬勃。台下的音響，放著Bob Dylan與Simon & Garfunkel，人們雀躍歡呼，大聲唱著關於改變與革命的未來。大部分人都很年輕：這些人，是因生活而走投無路的藍領工人，是留著長發唱著搖滾的hipsters，是滿頭銀髮在60年代搭車去華盛頓的老年嬉皮，是被共和黨拋棄的前共和黨員，是對社會公義十分關心對現行體制無比不滿的憤青，是相擁在一起的同性戀人......這些人，是每一個人。
學院派會批評伯尼所謂的「政治革命」為支持者們構建了一個參與革命的「幻影」，但當你看到眼前這幅鮮活的畫面，你知道，伯尼不僅僅是反建制的華盛頓局外人，他是60年代伍德斯托克愛與和平的三天三夜，他是那一輛輛奔向華府抗議越戰的甲殼蟲，他是絕不低頭叛逆到底的搖滾精神，他是左翼進步與時代交織而成的理想主義，是我們年輕人所選擇相信的美好未來。也許對於這樣一桿憤怒的老炮，白宮永遠不會是他的安身之處，但即便如此，他也會像公路上永不停歇的哈雷摩托一樣，繼續發動著自己老邁卻強健的引擎，燃燒起又一次屬於進步和左翼的改變與革命。
你知道啊，改變這個世界的，終究還是理想主義者們。
1991年，伯尼獨自一人面對空無一人的國會，在與伊拉克開戰前夕激陳戰爭與帝國主義之惡。這似乎是他一生的縮影：理想主義，持之以恆，志向不變，隻身一人也能對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他也許不會被大部分人看作是卓越的政治家，但他永遠是那個熱忱而有良心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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