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文化與新媒體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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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年的時間，會讓一種產品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答案可能是：沒什麼變化。

報紙就是這樣一種產品。現代報紙起源自19世紀的英國，自此之後這種產品的形態鮮有變化。時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數報紙仍然沿襲著相當傳統的工業標準，比方說，它們要麼是高597mm，寬375mm的「大報」，要麼是面積小一半的「小報」。

在過去，改變並不容易。2002年時，有一份中國的「大報」把版面的寬度縮短為340mm。原因是他們發現，人閱讀時的最佳視角是60度，最佳距離是30cm左右，因此，展開後的報紙的幅寬最好在680mm左右。

為了這一點「用戶體驗」上的提升，這家報社花了很大的代價：他們定製了特別的新聞紙，改造了數十家印廠的工藝，並且要求所有廣告客戶為他們提供特別尺寸的廣告。

17世紀出現的《Relation》被認為是現代報紙的原型，即使是它看起來也和現在的報紙差不多

但技術並不是阻礙傳統媒體發生產品演進的唯一因素。

如果你和傳統媒體的記者、編輯交談，你會發現他們從不會談論關於一份報紙的尺寸、設計和閱讀體驗這樣的話題。實際上，這個群體所擅長和關心的，完全是「內容」，而不是承載這種內容的「產品」。

糟糕的是——不僅是在中國——傳統媒體的管理者幾乎沒有例外的出身編輯群體。

這就是阻礙傳統媒體發生產品演進的、文化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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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們並不是反對產品的創新，他們只是真的對此漠不關心而已。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追隨版面上那些顯赫的名字加入到這個行業中，吸引他們的是「新聞理想」，是創作文字的熱情，而不是「報紙的最佳寬度是多少」這樣的問題。

整個行業被掌握在諳熟某項具體業務，卻對產品、商業和市場一知半解的群體手中——除了傳統媒體，很難再舉出第二個例子。

前不久，在一位「老編輯」在文章里寫過這麼一件事：他和他的同事們為了一份重要的特刊忙碌到深夜，當工作結束、喝酒慶祝時，才有人突然想到：頭版有一個半版廣告被他們給忘了，沒有插入到版面中去。

「……我們甚至狂妄地說了一句：「這麼好看的東西，為什麼還要上廣告，就當我們自己掏錢印報紙給讀者吧」。」

換句話說：編輯為王

「老編輯」們對「內容」的熱情是絕對真誠的，但他們對「內容」之外的其他東西的漠視，也是相當徹底的。

在傳統媒體里，「內容」文化和「產品」文化之間甚至談不上孰強孰弱，因為後者基本上就不存在。

但是，一個行業欠了債，幾十年也好，幾百年也好，總會有還的時候。

一種產品不創新，其他產品就會顛覆它；一個行業不改變，其他行業就會顛覆它——這樣的事，今日我們所見，難道還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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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社交媒體」大行其道，接著是「機器演算法」所向披靡。媒體行業幾百年來變化甚微的產品形態，一夜間天翻地覆。

各式新媒體的產品實驗讓人目不暇接，「信息流」方興未艾，就已經有許多人對它發起新的挑戰。

「即刻」允許用戶自定義一系列的「追蹤列表」，就像程序員編寫爬蟲一樣，主動為用戶抓取關注的內容。另一款新產品「閱懶」，則從「探探」那裡汲取了靈感，把信息流推薦做了更極端的減法，每次只推薦一篇內容，點擊閱讀、左滑刪除，右滑收藏待閱——這些新穎的想法和創造，來自產品經理，來自工程師，和「老編輯」們引以自豪的經驗和傳統，沒有任何關係。

媒體產品的新實驗層出不窮（左至右：閱懶、即刻）

在「產品」創新這件事上，媒體業正在迎來一個黃金時代。而這個黃金時代的開始，也就宣告了「老編輯」們的田園牧歌的終結。

不難理解他們的失望和憤懣。在他們眼裡，沒有「社交媒體」，只有「碎片化信息」；沒有「機器演算法」，只有「信息繭房」。

就好像在土著看來，他們只是輸給了白人身上的病菌和卑劣天性。

但這不是真的，他們所輸給的，是更先進的兵器。

這不是一個「好內容」輸給「壞內容」的時代，這是一個「好產品」戰勝「壞產品」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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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的批評和質疑當然是真誠的，他們只是一如既往地漠視了「產品」本身而已。在浸淫於「內容」文化多年的人們看來，「能夠不斷刷新的信息流」和「最大寬度為680mm的報紙」一樣，是柴米油鹽、人間煙火，不是媒體人需要關心的問題。

實際上，即便有心為他們所目睹的新媒體的弊病指出解決方案，他們也缺乏那樣的能力。

針對「信息繭房」這個問題，「即刻」這一類軟體的思路是為普通用戶提供定製化的工具，引導用戶主動表達興趣，來校準機器。而當用戶使用「閱懶」時，則能通過調節代表腦力值的「五本書」獲取不同深淺度的文章。（點亮的書越多，意味著獲取的文章「腦力值」越高，越有深度。比如，「字典序列」的文章在閱懶上腦力值是4分）通過調節這個數值，用戶就能夠接觸到那些點擊率低但更有深度的文章。

允許用戶選擇文章深度的「閱懶」和允許用戶定製「爬蟲」的「即刻」

現代媒體產品的問題，已經不太可能經由「老編輯」們的經驗和傳統來解決。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只有不斷迭代的產品本身。

問題是，給一篇文章的難易程度打分，或許並不是一個很難想到的主意。但要實現這個想法，涉及到如何收集、過濾、分類用戶提交的數據，則非藉助計算機科學的相關知識技術不可。

所以，在「內容」文化和「產品」文化矛盾的背後，還深藏著一種更為本質的文化衝突：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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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前，英國學者C·P·斯諾在名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報告中指出，西方的科學家和人文知識分子正在分化為兩個語言不通、價值觀念迥異的群體，兩者之間「就像橫跨了一個海洋」。C·P·斯諾擔心保守的人文傳統會讓英國錯過正在蓬勃發展的科學革命，從而陷入歷史性的衰落中。

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的融合看起來仍然遙遙無期。而相似的問題卻又以不同的形式重現。

我在傳統媒體工作多年間，只見過一位真正具有「產品」思維的編輯。在多年前的一次改版會議上，那位編輯說出了一句令我深受啟發的話：「這個行業，關注內容太多，關注產品太少。」在加入這家報社之前，這位編輯曾是一位IBM的工程師。

斯諾在1960年代首先提出了「兩種文化」這一議題

這樣的編輯畢竟是少數。新聞與媒體專業一般在大學被劃分為文科教育，而接受了這種教育的編輯們，甚至在更早的中學時代就已經經歷了人為的分化，隔離於科學文化的影響了。

因此在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科學文化及其相關聯的產品文化的缺位，讓「老編輯」們在新媒體革命中節節敗退。作為一個共同體，他們無力改造自身的產品並與革命者對抗；作為個體，他們則在融入這場革命主流的過程中，遭遇了很多的困難。

註定只有少數人才能橫跨「那個海洋」，不管是當年那位投身媒體的IBM工程師，還是如今逃離傳統媒體的「老編輯」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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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融合和轉變，有多困難，就有多必要。

如果說科學文化和產品文化的缺位，讓傳統媒體錯失了當下發生的這場新媒體革命。那麼，誰又能知道，缺少人文文化和內容文化的「新媒體」，又會在怎樣的時間點，錯失怎樣的一場革命呢？

革命首先要求「走出舒適區」

幸運的是，如果我們都能夠同意，互聯網所帶來的影響，和印刷機、廣播電視技術的發明同樣巨大。那麼，這種影響的釋放，同樣也可能會持續上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這場新媒體革命才拉開序幕不久，我們所擁有的時間還很長。

前不久有一位「老編輯」在文章中如此批評互聯網對人的影響：「如果你一旦覺得自己的舒適區被打擾了，這件事讓你不高興，這就是你變蠢的時候。」

其實，這句話也很適合與「老編輯」們共勉。

本文作者：劉晨

高顏值新媒體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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